人人都能自拍的时代，到底谁能写自传？

专栏【我们】
BCAF奇葩团队的分享随笔:
最近关注的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事

#01
一个人：Cindy Sherman

“自拍、女性视角、身份角色，”我问一个摄影大师，“你能想到谁？”他说：“比如Cindy Sherman？”


▲Untitled Film Still #21，Cindy Sherman, 1978, 图片来源：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Metro Pictures, New York

美国摄影师行为艺术家Cindy Sherman喜欢实验不同角色，将她们装扮到自己身上，取景和拍摄。作为镜头的主角，她布置相应场景道具，用一张照片重现戏剧般的电影剧本。Cindy Sherman虽然是以自拍为名，但她展现的不仅仅是她本人：抑郁的主妇、支离破碎的少女、奇装异服的贵族、甚至还有男人。




“2017年，Cindy Sherman将私人Instagram账号设为公开可见，网友看到一幅幅PS过的自拍。她用自己的脸作为画布，使用了修图App中的面部重塑、瘦脸瘦身、磨皮、加背景、美容美妆、祛斑祛痘等一系列动两下手指就能实现的功能。”(Maura Reilly发表于Google艺术与文化）






美国真人秀女主Paris Hilton在纪录片中提到人人都说她是第一代网红（influencer），发自拍在社交网络上是她带起的风潮。但她觉得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怪兽（“I helped created a monster”）。Paris Hilton认为通过这部纪录片，她向观众展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真实的她，而聚光灯下的只是自己常年扮演的一个角色。



人人都能自拍的时代，滤镜下的自己还值不值得被看到？

#02
一个地方：有机会要去看看“绿色蔷薇”

“我觉得文化和艺术是比较有力量的，力量源自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每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年龄的女工都在做什么：比如说你是二十岁的女工，你可以去做服务员，但我四十岁的时候只能扫马路，大家处境没有多少不同。而通过你的故事，我可以看见我自己。”



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群人，她们长期“藏”在工厂里，穿梭于城市的角落。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发现真实的她们值得被看到，每一个人都是。

“绿色蔷薇”立足于深圳上百个城中村之一——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牛始埔的一个服务流动女性和儿童的社工中心。城中村于深圳，谁也离不开谁。在拔地而起的写字楼、高档住宅中间往往夹杂着城中村。这里人口密度高、房价低廉，一座座城中村就像一个个小城。白领结束工作默默走向城中村狭小的出租屋。这周围也住着原住民、工人、富得流油的村长。城中村是许多深圳人最后的庇护所。

丁当，生于甘肃天水的一个农村，16岁南下深圳打工，来到六约社区附近成为一名工厂女工。一有空，她就在工厂图书室读“闲书”。后来，六约社区的原住民重新开发了六约新村，盖了新楼，便把原来的自建房租给附近工厂的工人，这里成了工人们的社区，有着11.2万外来人口。在扎根六约社区牛始埔之后，丁当创办了“绿色蔷薇”，“绿色蔷薇”使她第一次感到稳定。


通过具体调研、社区工作组织、课题学习、国际连接，“绿色蔷薇”开展了非常多主题活动。

例如，“绿色蔷薇”加入国际民间公益组织V-Day的反对性别暴力“十亿人站起来（One Billion Rising）”运动，表演《挣脱枷锁》的歌曲与舞蹈。她们四处表演，传播消除性别暴力的宣言。


2021年“绿色蔷薇”为牛始埔的孩子创办戏剧工作坊《Y是一个流动的坐标》让“流动”儿童撕掉标签，真实、坦率地展示自己。“绿色蔷薇”和19个孩子在深圳福田南山两区举行了6场演出。共有800多人到场观看。


“绿色蔷薇”的定位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性别友好互助社区，是“姐妹”们感到安全自在的地方。阅读和写作在“绿色蔷薇”是固定活动，还有做手工、唱歌、排演戏剧、摄影、策展等艺术创作活动。女工友的孩子要是没人照管，都会来到“绿色蔷薇”或休息发呆、或玩、或参与一些创作活动。“绿色蔷薇”特别注重“流动”儿童性别教育、独立思考能力、情绪管理，以及安全感的培养。她们也定期举办儿童主题活动，像性教育科普、反对暴力等。丁当说她刚进工厂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弱小，不敢抬头看”（领导）。丁当表示：“《简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讲平等，我们双方不管什么身份权力，死了之后在穿过坟墓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她希望通过“绿色蔷薇”让女工们为自己发声，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下一代从关注内心到向外寻找“出路”，即使在“流动”和“漂”中也能找到安全感。


活动之余，“绿色蔷薇”自主研发手工布包、手工驱蚊棒、手工制品在网络售卖，为公益项目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希望有一天也能亲历一场“绿色蔷薇”演出。

#03
一个事：到底谁能写自传？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开篇叫“我写自传的动机”讲述她和丈夫赵元任跟胡适在美国吃饭闲聊时，他们问她为何不写回忆录，她说：“在中国的习惯不是须名人才配写传吗？一个普通人哪能来‘传’他自己呢？”胡适回她：“哪有的话，人人都能写的。”后面杨步伟也觉得：“若是人人都要等到做伟人才能写传，那这些传记就得失传了。”

得亏杨先生写了传记，而且详细诚恳，真实描写了一代中国文人学者求学、工作、生活场景，我们也能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过程中个体经历的补充。她不仅“传”了自己，还侧面“传”了周遭一大波人，例如刘半农、陈衡哲、徐志摩等。他们在她笔下一个个鲜活、个性、充满生活气。（她的另一部回忆录式著作《杂记赵家》里还顺带调侃了罗家伦在瑞士所借不知是什么货币的40元未还！）同时，在自传中，她总结了重大抉择背后的思考方式。比如她认为女人须得跟男人做一样的工作、负同样大的责任才能取得平等。她自己的一生也是一刻不停下来：亲自给表弟写信退婚，二十岁当校长，日本留学回国开医院......即使放到今天的女性主义语境中，读起来还是很受鼓舞。

把真实的自己展露，很多时候是一种时代记忆。一个人的传记，一个人的自拍，“传”的不只是自己，拍的也不只是自己。像“绿色蔷薇”的姐妹一样，勇于分享属于女工的故事，只因世界需要看到不是角色、不是滤镜而是通过一个个有生命力的故事，让其他人看见自己。到底谁能写传记，可能并不重要，真实诚恳就好。

下面用杨步伟自传第一章起个头，鼓励读者们讲讲自己。

“多数女人在乎自己的什么样子，我也在乎。我喜欢有点首饰，我喜欢有一大些好衣服。我拿我那些好看的女儿跟我当年的相貌比起来，我自己还是很得意。我请起客来总要跟张家这上头不同，跟李家那上头不同，我有我家的样子。……无论怎么，以上写的只是我以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连这个都不是，那只是我下笔时候我对自己一时的感想。你要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你得读我的自传。诺！底下就是：”





参考资料：

https://www.moma.org/artists/5392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story/XwXxgTc9shxfLw
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
蔷薇姐妹互助社| 隐于世的小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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