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之外也要有街角社会

#01
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沙丘》

在变故接二连三发生之时，我一直觉得读长篇小说是很好的缓冲方式。

从4月开始疫情席卷上海和北京，我因为“时空伴随”两次居家隔离，期间我开始读一共6本的长篇《沙丘》。起初觉得这仅仅是一部科幻背景架构得不错的小说，2021年上映的电影选角也极为符合原著气质，结合《哈姆雷特》和《基督山伯爵》经典西方故事影子，文字和视觉想象都很舒爽。然而少年的复仇故事在第二部就达到了巅峰，作者弗兰克·赫伯特（Franklin Herbert）提出了一个更为严肃和宏大的命题——如何统治。

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那么后来呢？

关于这个话题，赫伯特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只是在后续的故事中不断提出了一些极端的设想，例如：

第一本书和已经上映的电影都讨论到，如果我们生存的星球生态已经进入了极端的状况，人类要怎么生存？如果整个人类的生物性系统都对一种稀缺物质产生依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也因此，《沙丘》被誉为“第一部生态学科幻小说”）。

如果苦苦追索的 “和平”其实指向的是专制统治，而且统治者还真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再极端一点，如果这样的专制制度（还是政教合一的制度）长达数千年之久，我们的宇宙家园是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整个星系最终的统治者都是女性，且她们的手段皆为女性专属——生育权和性，会是什么样？

如果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永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到那时人类真的还想获得永生吗？如果DNA真的可以被修改和调整，我们会获得什么？

据说赫伯特记者出身，长期研究生态学、佛洛伊德与荣格的心理学和梦境分析，精读《易经》和老子的《道德经》，他把这些问题都放在沙丘星所建构的宇宙体系中去讨论，叹为观止。

然而最打动我的并非这些哲学思辨，而是那些动人的微小瞬间：

无所不能的神帝，爱上明知是针对自己的基因缺陷而被“设计”出来的女性，猎人陷进自己所布的网，与爱人共赴最终的归宿。

在最高圣母的记忆深井中，藏着她被从养母身边带走的那个“令人心碎的瞬间”，“妈妈西比亚”把所有给她的钱撒在地上，默默走到窗边，紧紧抱着自己。

奉命守卫沙丘星的“霸撒”特格在星球毁灭前夕，坦然赴死以保女儿和其他人的离开。

宏大叙事固然澎湃超然，然而最终支持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是爱和勇气。

#02
最近关注的一个地方：附近的公园

在我刚入行媒体的时候，编辑部有一本必读书目，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福特·怀特写的《街角社会》，1936年到1940年间，他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资助下，对波士顿北部科纳维尔地区的意大利裔青年社群进行实地调研的报告。

项飚“附近”概念兴起之前，《街角社会》当年一直是进行城市和社群写作的明灯。最近我带孩子去她每天玩耍的公园，发现身边“街角社会”真实丰富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本著作。

这个公园沿着元城墙和护城河遗址而建，所以叫“元大都遗址公园”，从中轴线往两边展开，横跨三区。因为形状狭长，中间还时不时被南北向的道路切断，反倒显得错落有致，一步一景。

在这里的常聚人群包括不同种类的老年舞蹈团——民族舞、健身舞、交谊舞、绸子舞等等；儿童玩耍团——以附近小区或者关系比较好的育儿嫂或者祖辈带着7岁以下的孩子组成；锻炼团——晨跑、夜跑、跳绳为主；课外班团——通常是7岁以上的孩子学习轮滑、篮球。还有谈恋爱的、发呆的、说闲话的……总之不论什么时候从我家附近这一段的东门走到西门，都能见到各种生机勃勃。

春天，元大都公园有一段“海棠花溪”，是远近闻名的赏花胜地，缤纷肆意之境最能诠释春天的雀跃；夏天常有大人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下浅水河捞鱼捞泥鳅；秋天，孩子们自己背着小框在公园里捡果子；冬天，筑有成吉思汗雕像的高台是需要合成钙的孩子和坐着轮椅老人们的晒太阳圣地。


公园北边有个社区菜市，不大不小，刚好囊括日常所需，疫情期间这里成了最能囤货的阵地。公园南边是一块空地，上午美团骑手在这里集中、互相打气，等待午餐高峰陆续接单离开；下午停着不同公司的快递车，在这里分拣货物。


我想一个超级城市需要很多个这样的街角公共空间，去承载不同人群的“闲时”需求，只希望没有那么多消费引流、视觉占用、功能限制，一直这样安安静静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