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雪平:纪录片里记住的力量
新声 NEW VOICE
支持青年人才,为新的梦想共声
由40位伯乐举荐十大创意领域的40位潜力新锐。
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财新视听、CX创意联合发起的《新声——中国新生代艺术家推新计划》,旨在支持青年人才,为新的梦想共声。
我们邀请来自艺术、设计、电影、建筑、思想、文学出版、舞蹈、戏剧、音乐、美育等领域的专家伯乐,推荐他们最注目的年轻创作者。他们或因奇思妙想、大胆突破而醒目,或有着拔群的锐气、睿智,或凸显出某种当下罕有的质地。他们的成长路径和个性化选择亦可折射时代的特征,他们的先锋、原创、个性,代表了BCAF一贯支持的真实思想表达与多元对话空间的理念。
新锐创作者将获得BCAF及财新传媒各渠道、全网传播的推广合作,也将优先获得国际交流、创作资助、艺术驻留的机会。
第二季10位新锐的深度访谈文章、人物纪录短片自2022年10月28日起,在每周五17:00持续发布。
新声 NEW VOICE第二季第六期 | 邹雪平(独立纪录片导演/剧场和教育工作者)
新声伯乐
舞蹈编导
纪录片导演
伯乐推荐语:
邹雪平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她用镜头作为切片来透视现实的肌体和血脉。她这个人与土地是一种天然的亲近关系。她的片子里常常关注的是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打工者这个群体。最近她开始用纪录片和戏剧来拓展儿童的美育教育。
文慧
舞蹈编导
纪录片导演
伯乐推荐语:
邹雪平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她用镜头作为切片来透视现实的肌体和血脉。她这个人与土地是一种天然的亲近关系。她的片子里常常关注的是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打工者这个群体。最近她开始用纪录片和戏剧来拓展儿童的美育教育。
▲ 新声 NEW VOICE第二季第六期 | 邹雪平(独立纪录片导演/剧场和教育工作者)
舞台上的邹雪平脑海里回荡着她的采访记忆:长恩奶奶讲述三年饥荒里失去她十岁的儿子,儿子临死前似乎看到了一碗白饭,招呼着他娘吃。邹雪平尝试用身体去感受濒死的男孩,当时他在想什么,是什么样的身体姿态,她一遍遍地用肢体去表达那些陈述者的故事。
和众多村里的孩子一样,邹雪平从小就向往城市。2005年,她成了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邹家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中国美术学院,录取到半好奇半懵懂填报的新媒体系。此时这个系刚创建两年,系主任是艺术家张培力。大三选修课,她因为“手慢”选了吴文光的纪录片课——她并不太了解吴文光,更不了解纪录片。她的第一部作业,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娘,动机很简单,想克服自己对农村身份的自卑。后来在北京,吴文光的草场地工作站,她把20分钟的《娘》做成60分钟的长片,成为她的毕业作品。毕业后,她加入草场地工作站的“民间记忆计划”,成为计划中第一批创作者。
从《娘》算起,邹雪平回到家乡先后创作出6部纪录片。2010年,《饥饿的村子》采访村中老人,挖掘了一代人的饥饿记忆,揭开一段被遮蔽的历史。2011年《吃饱的村子》记录了村里遭遇的割裂现实:家人不支持她从事的创作,片中老人认真地看片、讨论,但也有不少反对片子到国外放映的声音。由此,她质问:如今肚子吃饱了,村子的精神是否还在饥饿中?2013年,《吃饱的村子》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国现实/纪录视野”展映开幕片。
▲ 村里人对《饥饿的村子》到国外放映的决定各持己见:饥饿历史是否值得被记忆?值得被国外观众看到?其中,孩子们的批判思考尤为亮眼,图片来源:邹雪平
马不停蹄,她在2012年和2013年拍摄了《孩子的村子》和《垃圾的村子》,并带领孩子在村里筹款建立“三年饥饿逝者纪念碑”,清理村中垃圾,筹划建设垃圾站、阅读室。《傻子的村子》里,镜头对准村里被称为“傻子”的两位老人,她质问:哪些是正常人,在那些所谓的正常人眼里,自己是否是村子里的另一个傻子?
她也尝试在舞台上进行结合纪录片影像的肢体表演,创作了《家庭反对》《返回的路》,参与创作并出演《回忆》《治疗》等剧场作品,曾在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地的舞蹈及戏剧艺术节巡回演出。近几年她开始在上海做青少年影像工作坊,带着城市里的孩子拿起摄像机记录身边世界,借镜头之眼,迈出家庭、学校、社会带来的思维定式与条条框框。在公众号“邹雪平工作室”,她仍不间断记载着每年回村的所见与故事。
说起纪录片中她的小侄女茹一和女孩邹玉倩十年来的变化,她滔滔不绝,谈到几乎所有出镜老人皆已去世,她有些沉默。相比更宏大的历史叙事,邹雪平始终关注时间给村子带来的变化, “村子就像一口井,越挖越深。”
▲ 三年饥饿逝者纪念碑,图片来源:邹雪平工作室
快问快答
Q:现在在哪里?生活受疫情影响大么?怎么调节?
A:今年主要是山东和上海两边跑,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切换。疫情影响挺大的。以前有一些想法和项目没有办法延续,当然也会有很多情绪,有的时候会跟朋友、闺蜜聊一聊,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自我调整。
Q:你觉得当下最亟需改变的人类社会现状是什么?
A:如今我们都在网络时代下生活,这对人的改变有很多,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近跟孩子们打交道比较多,我觉得青少年受影响蛮大的,他们可能会更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还有很多幻想,比如未来想成为网红。
Q:你从事的职业能够有助改变这个现状吗?
A: 我觉得现状很难改变,改变最多的是我自己。
Q:你最想改变的个人现状是什么?
A:持续的学习,比如阅读、写作,我想进一步提升自己文字的表达。
Q: 你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A:自媒体,微信朋友圈还有一些网站。
Q: 你的童年震撼和缺憾是什么?
A:我小时候是被放养长大的,童年的生活是非常自在的,我没有什么缺憾,小时候就是跟土地跟田野打交道,撒欢,现在回想一下还是挺怀念的。我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时候最开心。现在的儿童没有“生活”,都是学习,都是在被安排的状态下去生活的。
Q: 你的什么喜好会导致你与多数同辈人玩不到一块儿?
A: 我现在三十几岁,但是跟90后、00后都能玩到一起,跟60后比如说文慧老师,也能玩到一起,没有什么玩不到一起这种状态。如果是同频的朋友,还是很容易融合在一块的。
Q: 你第一次挣钱是做什么事?
A: 大一的时候,我去艺考班老师的画室去代课,挣了点钱。那个时候我非常开心,因为刚上大学我就可以赚到钱。
Q: 如不必考虑生存,你的创作/工作会与现在有何不同?
A: 现在每天做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谋生。不过这些工作跟我的创作也紧密相关,比如说去年开设的青少年影像计划,在带领他们去拍摄的同时,也会让我持续对现实有所思考。如果不考虑生存的话,我倒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拍摄邹家村的工作当中,可以一直拍摄下去,记录这个村子长期的的变化和成长。
Q: 你睡前刷多久手机?有被某种意识裹挟的时候吗?
A: 之前真的刷得非常多,有些时候看到朋友圈人家发比较痛苦的事情,我很容易被影响,看了会睡不着。现在我把刷手机的时间用来读书,晚上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睡觉了。我也不想让手机里的信息过于影响我的情绪。
Q: 作为艺术家,你最看重的三个品质是什么?
A: 真诚、专注和自由。
#01
一些“傻子”的行为
▲ 2009年,邹雪平加入吴文光的草场地工作站,成为第一批创作者,图为因为三年饥荒采访过的老人,图片来源:草场地工作B站公众号
B: 采访当年经历过饥饿的老人时,会不会吃闭门羹?你采访拼凑出来当年饥饿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邹雪平:毕竟都是认识的老人们,大部分还是愿意告诉我们的。有些老人可能是选择性遗忘,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都不愿意再去回忆起这种痛苦的事情,也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的记忆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年纪大了,他们可能就忘了。很多老人会把原因归结为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他们有集体意识,就是说国家重要,把粮食都还账了等等,可能个人就变成很渺小。
B:《傻子的村子》里面的傻子怎么理解?
邹雪平:有一次,2015年还是2016年夏天,我把《傻子的村子》带回村子里公映,村里的人看这部片子从头笑到尾。片子的两位主角,增祥婶婶和喜柱爷爷本身在村子就是被嘲笑的人物,然后又加上我,他们不理解我在村里干什么,我回去这么一搞,他们发现我更傻,感觉我是更奇怪、更奇葩的一个人。
从我回村开始拍摄,喜柱爷爷只要看到我就会给我打招呼,一直跟着我,他觉得我是理他的人。他其实很愿意跟别人沟通,但是别人经常拒绝他。在村里面有些人,特别是冬天晒太阳的很多爷爷会开他玩笑,但不会和他说话。喜柱爷爷就一个人默默地站在那凑热闹。增祥婶婶的话,她对我的工作、对我这个人特别好奇,见了面就问我这个那个。她也是希望找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 增祥婶婶,图片来源:邹雪平工作室
▲ 喜柱爷爷坐在饥饿逝者纪念碑前,图片来源:邹雪平工作室
沙奶奶家就像我的避难所。我在家待不下去,去别的地方被村里人另眼相看。特别是《垃圾的村子》里面,我因为做不成垃圾池非常郁闷,没有人理解。但到了沙奶奶家,只在那儿陪他们晒晒太阳我也很幸福,想着终于有人可以接受我,有人可以让我在这安静地待着。
▲ 沙奶奶和她的儿子喜柱在房子里晒太阳。图片来源:邹雪平
B:《傻子的村子》里你的自白:“老人就像这些荒草,老了又变新,新的又变老的”,生死是贯穿这些影片的隐形主题吗?
邹雪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拍摄时,我觉得镜头里面的这些老人好像都快要离去了,所以我就想必须快一点去拍他们,再不去拍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傻子的村子》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爷爷去世了,我正好拍了他被埋的过程。那个画面看到最后才能知道原来是在埋一个人。我再去看这些老人,比如说我的奶奶、大奶奶,去世的那些奶奶们,包括沙奶奶,喜柱爷爷和婶婶,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价值,首先他被我记住了,然后我也希望他能被村子里面的人记住,这无形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动力。
久了的话,时间的力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涌现。五年之后我再拿《傻子的村子》去村子里面放映,跟五年前放的时候肯定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不在了。所以在片子里面,有时我也会特意选择那些镜头,让观众去体会那种喜悲,传达我在那个时候对于死亡的思考,我怎么面对这个死亡的,我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画面没有说话,但在传达一种情绪。
其实我准备把所有去世的人剪成一部片子,包括这些老人、玉倩的爸爸、突然离世的一个叔叔等等,我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述出来。他们走得很早,像这样的人其实都被慢慢遗忘了。这部片子可以放给村里还不太了解那些人的年轻人。之前我想在村子建一个公共空间,那里面可以放映我的纪录片、照片,村子里的村谱,然后再建一个档案库,把这些故事归档在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家可以聚集的地方,又能够把村子里面一些有历史的东西汇总在这里,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未来有能力了我希望可以去实现这个想法。
B: 我印象特别深,《垃圾的村子》里,小孩子给沙奶奶送礼物,有个小男孩说受不了味道,就走了。那是什么味道?
邹雪平:冬天没有人去给老人洗澡,村子里面特别冷,也没有条件去洗澡。他换洗衣服也不是那么多,可能一件衣服穿一冬天。晚上老人会用尿盆,把尿倒掉之后再放在房间里面。它就会有这种杂七杂八的味道,酸了吧唧,没法描述的味道。反正我是真的感受过很多次。我有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给他们打扫房间,太阳好的时候把被子给他拿出去晒一晒。平时没有人去帮他们晒被子。他的家人就给他碗吃的,让他们吃饱就行了。他们也不会打理这些地方,衣服也洗得不勤,组合在一起那个味道就是没法闻。小朋友第一次去,他受不了的。
#02
用舞台去感受饥饿
▲ 邹雪平引导邹家村小分队做身体工作坊,图片来源:《傻子的村子》截图
B:《傻子的村子》里你把身体工作坊带回村子,和老人、孩子一块儿舞动,是有意为之么?
邹雪平:这个元素是自然而然地代入的,与我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在舞台上度过,身体训练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文慧老师也带我们做一些身体练习,身体打开了,思维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它会激发很多的想象、思考,让你更有创造力。村子里面小朋友很喜欢玩,他们觉得身体很放松,像游戏一样。其实我还带那些婶婶大妈做过,他们做不了,但觉得挺好玩的,只是没有放在片子里面。
▲ 邹雪平在第一部自导自演的舞台剧《返回的路》,图片来源:邹雪平
B:从纪录片换到剧场,你对“饥饿”这个话题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
邹雪平:《回忆:饥饿》的演出中,有几段是我把所了解的一些故事重新在舞台上说出来。对我自己来说,剧场是一个重新去深刻理解故事的过程。比如一个奶奶说他的儿子十来岁死掉了,如果是影像,可能就只是呈现一个故事;在舞台上,男孩只有十多岁,当时他在想什么?舞台又激发了自己的思考跟联想。在舞台上代入感比较强,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情境里,更深入地去想这个事情的背后发生的原因:如果是换成自己,我当时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舞台也会有情绪的表达。纪录片是客观地用文字或者旁白去表达,在舞台,你当下的情绪是可以被观众看到,你对这个故事的感受也可能被感知。舞台有一个空间,在不同的角落或者灯光下,你去表现这个故事,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后来我们除了演《回忆:饥饿》,还做过很多的练习,怎么用身体表达饥饿,或者用身体去表达一些关键词,痛苦或者抑郁,它跟说出来完全不一样。你的身体运用进去,你就是综合地在体验,纪录片可能只是一个感官上的观看体验。
▲ 一次老人与小孩共同回忆村子的历史,图片来源:邹雪平工作室
B:有了身体的感受,回去再拍片的时候有什么变化么?
邹雪平:我觉得可能在拍的过程当中,除了去记录别人,还是一个陪伴这些老人的过程。我觉得我不只是个导演,可能我是一个村里的小平,或者是一个孙女。我不希望我跟被拍摄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有距离的,我想打破距离。
#03
把摄影机当成你的朋友
▲ 邹玉倩和邹茹一在拍摄《孩子的村子》,图片来源:邹雪平工作室
B:拍邹家村系列给村里的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影响?现在他们都是成年人了。
邹雪平:我比较了解的是邹玉倩。前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回家,还问过她记不记得十年前拍邹家村、去采访老人的事情。她说觉得在童年时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那两三年几乎寒假、过年我都会在村子里面,她们都会找我来玩,包括去看一些片子,建图书馆、做涂鸦、去画画等等。具体说到成长什么的,我觉得这也很难说,因为每个孩子的感受也不一样。
跟我在一起的那几年,邹玉倩也记录了她的奶奶跟爷爷的生活。后来她爸爸去世了,我把她爸爸生前的影像给了她。她觉得如果没有影像,可能就会慢慢忘记爸爸的模样了。她想把影像带在身边,想爸爸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B:邹玉倩当年也拍了自己的纪录片《十三岁的邹家村》?
邹雪平: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把摄像机当做朋友,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和摄像机倾诉,我觉得很有意思。旁边来了个小朋友,她就正经起来不敢说了。记录让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通道去表达自己。
B:邹玉倩和你的侄女茹一现在的生活轨迹也非常不一样吧?
邹雪平:完全不一样。玉倩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她开始独自去面对复杂的现实。她换过几份工作,在一个幼儿园当过幼教,还在眼镜店做过销售。今年她又回到学校做教育类型的工作,我觉得这是适合她的。茹一在上大学,她的生活和大部分的孩子一样,在大家认知的年龄段做着该做的事情。她们俩的生活方式,让我想到《人生七年》,一个国外的导演以七年为期,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七岁的小孩子,从七八岁一直拍到他们六十多岁。很难猜测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 指导学员上街采访,图片来源:邹雪平工作室
B:你现在做的青少年影像计划,是当年带村里孩子们一块儿拍摄的某种延续么?
邹雪平:可以这么理解。它虽然是一个纪录片创作,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我更希望这是一个生活和社会观察课。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去了解生活的多个方面,可以让他们拥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我自己从大学就接触纪录片,记录我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可以去发现更多。因为可能他们生活的面只有两点一线,学校或者是家,没有很多的机会去感受生活。
纪录片可能只是一个媒介,更多是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手法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再去表达。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训练他们的观察能力,也可以让他通过这种角度与方式,发现自己的优点与兴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想法,但是因为一些限制,没法去表达出来。在影像计划中,他们的拍摄和剪辑大部分是由自己独立构思的,是可以自由去表达的。
B:学员们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变化吗?
邹雪平:拍视频跟完成一个纪录片作品还不太一样。作品你要讲故事,或者是你把看到的,想表达的内容拼贴起来,都是有一个主观的观点。这个过程就考验小朋友的思考,你为什么这么拼,你得给我理由,你要表达什么。
所以,小朋友的思考深度是有在变化的。以前他们只是对自己的生活比较了解,参加了这个课程,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周围的陌生人,并且也激发了记录的行为。比如小朋友说“如果我之前不拍(封控的经历),我可能就不记得这些事情了。”还有一个女孩,在上海封控的时候,她说当时食物很紧缺,妈妈为了她早上能吃到面包去做团长。对于这段经历的记录让孩子深入地思考妈妈的付出和疫情的影响。
▲ 为学员讲解如何整理纪录片的素材,图片来源:邹雪平工作室
B:这个影像计划目前的难点在哪里?
邹雪平:其实还是宣传和招生上,或者说怎么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能够了解这个工作坊的意义是什么。今年暑假,我在南京也发过宣传,但是没有人报,家长好像更希望把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补文化课上面。上海的话,其实也是蛮小众的,一小部分家长认可这个课程,或者说觉得这个实践课会对他孩子的成长有所帮助,才会持续地参与。
B:很多年轻创作者做家庭类型的纪录片,你看过的多吗?有什么建议?
邹雪平:近期正好有一个影展,我在做他们的评委,大部分的片子都在向内探索,聚焦在家庭中。我觉得这个开始非常好,特别是对于刚接触纪录片的一些创作者来说,拍自己的生活、拍自己熟悉的人,是一个上手很好的主题,在制作上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
有些影片也会触及很多社会问题,比如有一部片子是拍摄他姨、舅舅和妈妈怎么去对待姥姥的养老问题,怎么样去面对赡养义务,包括代际之间的冲突,这都是中国当下存在的现实问题。还有一个片子我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希望通过拍摄爸爸妈妈的生活,去改变他们家的关系。他通过呈现自己的这一面去解决问题。其实拍自己反而更难,因为得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现实,拿出来给别人看更难,因为很多隐私都是不愿意给别人看的。
建议的话,我觉得想拍就去做吧。先不要去想你的观众是谁,首先你先去实现这个事,做完之后再说给谁看,那是后面的问题。
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同行在犹豫要不要做一个关于自己的作品,他想搞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我说你可以把自己当下迷茫的过程拍下来,剪成一部纪录片,也是非常好的。它可能也会带给年轻人思考,如果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从中或许能受到启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寻找自己的答案,不管找到还是没找到,都没关系。自言自语也好,把摄像机当成你的朋友就行。
B:今后还会拍邹家村么?拍了十多年,还有创作动力么?
邹雪平:我觉得有太多拍不完的故事了,村子就像一口井,越挖越深。比如说我的弟弟他们都是90后,他们那些同龄人几乎不在村子里生活,再过个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这个村子的地到底谁来种?我们都不会种的,挺难想象这个事情的。
B:你认为邹家村需要什么,你给村子带去了什么,你改变不了的又是什么?
邹雪平:起初,我认为邹家村作为一个普通的村子,并不让人觉得它缺少什么。但我这十多年的记录,开始让村子变得厚重起来。邹家村在我心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和位置,而是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载体。村子里,老人们的讲述被记录,孩子们的记忆随之被影响。我想,正是这些努力让村子的故事和历史真正得以传承。邹家村故事的挖掘和记录就像是搭建模型,我拍摄的每一帧影像、录制的每一段访谈都让邹家村从一张复杂模糊的图纸中破土而生,进而变得鲜活立体,这是记录村子的改变。但村子的现实高墙依然强硬地立在那,还是很难跨越的。
采写/郑若楠
编辑/舒适波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