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青春》：一座制衣小镇里的青年群像
王兵导演的纪录片《青春》是第76届戛纳电影节入围主竞赛的唯一一部华语电影，影片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联合制作，理事长崔峤担任联合制片人。《青春》是该系列影片的总片名，该系列一共包括三部影片《春》、《苦》、《归》。
《青春》是一部关注在外务工青年生存状况的电影，影片聚焦了距离上海一百五十公里的湖州市东部的服装产业聚集地——织里。在这个以纺织业为主的城市，年轻的工人都是20出头的年纪，他们来自长江两岸的各个农村地区，他们住在一起，面对每日单调重复而又密集的缝纫工作，他们在工作的空隙里时而在作坊里嬉闹、在走廊里一起吃零食；每日孜孜不倦的工作下他们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买房、养孩子、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影片呈现了他们随着季节的更迭、家庭的压力而变化的友谊、恋爱和生存境遇。
今天与大家分享电影媒体人Antoine Thirion与导演王兵的访谈。
#01
初识织里
Antoine Thirion：《青春》已经制作了好几年，《春天》只是第一部分。你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是什么，这部电影是如何演变成一个宏大的系列的？
王兵：我的电影制作生涯始于《铁西区》，我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巨大的工业基地拍摄。从那以后，我去了西北，拍摄了《夹边沟》，然后去了西南的云南，拍摄《三姐妹》。在那之后，我开始考虑在上海周边地区做一些事情，但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我在拍摄《苦钱》时遇到的一些孩子给我介绍了浙江湖州的织里镇，一个服装业的中心。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环游长江三角洲和整个上海腹地。我很好奇，想更多地了解它的独特性，于是我开始拍摄一些片段，你可以在《青春》的第一部分看到。但是有很多障碍，我来自北方，我不懂他们的方言，很难进行任何真正的接触。一切都是不一样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关系和互动方式等等。我很快就意识到，我需要花比以往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可以拍摄纪录片的程度。于是我在上海附近找到一个地方，搬到那里。
作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来到织里，我发现这里的街道是棋盘式的，到处是制衣的小作坊。我在60公里外的历史名城苏州有些朋友，其中一位是诗人，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些织里人，包括车间经理。一个联系着另一个，很快我就掌握了这个地方的情况。我可以在工厂和宿舍区内外徘徊，没有人阻止我或问我在那里做什么。我没有数过街道，但这个镇上大约有二万个车间。
最初我甚至没有想过我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拍摄时间，也没有想过电影会有多长。我当时的资金只够六个月的拍摄成本，但我发现的这里的一切如此地有张力，以至于使我最终留在那里拍摄了几年。从2014年到2019年，积累了2600小时的素材，大量人物的工作和生活。2018年，我们开始对这些素材进行分类，在2019年春天，我认为我已经拍够了，是时候开始剪辑了。然后疫情来了，一切都停止了，所以直到2021年，当我回到巴黎时，我才能够开始认真地制作这部电影。
虽然我还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但早在2015年，我就知道，它将聚焦于织里，并从那里向外辐射。我还想和我的角色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和村庄，或者拍摄他们，或者只是度假，这意味着要在上游旅行达两千公里。正是在这些旅行中，我开始真正了解长江流域的生活和生活在长江沿岸的人们。这部电影花了好几年时间，不仅是因为我拍摄了这么多，而且还因为我需要时间来了解这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地方的精神和生活方式。
#02
织里特殊的产业生态
Antoine Thirion：第一部分完全以织里镇为背景，以几个人物回到他们的村庄为结束。你也是为了时间上的呼应而选择的吗？
王兵：纺织品和服装市场是季节性的。通常情况下，生产在二月底到六月之间暂停或完全停止，然后在七月恢复。这有点像一个学年的两个学期。因此，最初，我们从2014年9月到2015年6月拍摄。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对应的是这个季节的结束，也就是当工人们回家的时候。
Antoine Thirion：中国的纺织品生产是否都遵循我们在织里看到的模式，还是说这里有一些当地的特殊性？
王兵：在到达织里之前，我曾访问过长江三角洲的其他服装制造区。车间的规模和组织差别很大，从大型工厂到小型单位，甚至是在家里单独工作的人。例如，在苏州主要是大型的工厂，有超严格的监控，你显然不能在那里进行拍摄。织里的劳工规模相当大--每年有30万农民工来这里工作--但生产分散在成千上万的小单位、个人或家庭企业中，所有这些都是自我管理的。这意味着管控和监视也是零散的，让纪录片工作者更容易拍摄。
Antoine Thirion：这些车间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王兵：从整体氛围来说，它们都非常相似：都是私人公司，工作时间非常长。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有两次午餐和晚餐的休息时间，每次1小时，除此之外，就是长时间的工作。工人的工资按计件的方式结算，每六个月支付一次。但问题是你开始制作某件衣服时，并不知道每件的工资是多少，到最后你才能知道。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知道你在季度结束时能得到什么。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织里，这个产业不是由国家扶持的，而是完全由私人通过合作和相互支持提供资金：也就是说，它是源于民间的，这与大部分的中国产业的经济模式不同。因此，它确实值得研究。在大多数地方，要想创业，你需要资本、厂房和劳动力，你必须缴纳企业和地方行政税等等。而在织里则不然：在这里，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建立起你的企业。早上，你找到一个车间，当场签订租约，并挂出一个招牌，招聘15名机器操作员。你所需要的其他东西—机器、材料、布匹—都可以在当地找到。买家上门选货，到了晚上，成品被打包，由专门的车队运往中国各地。
这个产业的重点是服装生产，但它催生了一系列的其他活动，如运输、清洁、维修。直到不久前，中国还处于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模式。织里是民营经济迅速扩张的样本，孕育了一种特别迷人的社会形态。那里有一些原始的组织形式，让人想起古代的部落，社会和经济互动看起来相当古老。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如果你想做生意，你需要通过银行系统。在织里，他们几乎不需要银行：交易是基于信任和声誉的。比方说，我是一个企业主，我想做衣服，而你卖布料。问题是，我还没有钱向你购买这种布料。在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模式中，我需要向银行贷款。在织里却不是这样：我不给你一分钱，但我可以用延期支付的方式获得这批布料；我开始生产服装，但我在六个月内不支付工人工资。我的客户也是这样，他最初并不结清全部账单，而只是结清其中的一部分，一旦他卖掉所有的货物，就把剩下的欠款付给我，到那时我就可以付清布料钱给你。整个产业系统都是根据这个一般原则运作的。
▲ 《青春》剧照
#03
织里模式的形成
Antoine Thirion：如果这样的系统中有人违约，会发生什么？
王兵：当然，这种情况会发生，但相对较少。数据显示，织里有2万家企业主，每年跑路的有400家左右。但那是 2%，不足以让整个系统瘫痪。这种陈旧的经济模式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因为其他经济部门完全由国家控制。
Antoine Thirion：您如何解释这个系统的出现和发展？
王兵：织里专门为国内市场生产童装，其中80-90%由该镇的作坊供应。童装的质量标准比较宽松，而且款式变化很快。因此，与大型服装厂的大规模生产线相比，小型、灵活的单位更适合满足这种需求。织里有这么多小生产单位，有些可以专门生产特定的产品或款式。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迷人的生态系统和一种金融主流之外的微观社会。在这里，人际关系的发展截然不同。任何人都可以以相当小的启动资金开展业务。每个部门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可能会特别累，但他们都与企业的成功息息相关。因此，这是一个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找到一席之地的制度。在一个完全由国家和银行控制的国民经济中，这种尝试提供了一线希望，或者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前进方向的想法。保持这一系统的运行也符合地方政府的最大利益，因为它对就业和行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据我所知，在中国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
Antoine Thirion：政府是否会将这种“乌托邦”模式视为一种危险？
王兵：它很可能会被官方容许，因为它存在于这个产业中并且具有特殊性。我所描述的也反映了中国北方和南方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根本差异。几个世纪以来，长江下游一直是中国贸易和商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就是吸引我去更多地了解该地区、其组织形式及其诗歌、文学和美学遗产的原因。
#04
年轻工人的命运
Antoine Thirion：您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织里工人的社会背景吗？他们怎么到了织里？
王兵：通常是全家——丈夫、妻子和到了工作年龄的孩子——来到织里，然后在同一家工厂里一起工作。或者可能会来一群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村庄。你可能会在同一个小作坊里找到一对兄妹、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七八个邻居。平均每个车间有不到 20 名工人。有的村有很多工人来，有的只有几个。我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并没有关注到这个现象，但后来当我们来到上游的安徽和云南的老家探访织里工人时，这一点就清楚了。
Antoine Thirion：织里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能代表全国吗？
王兵：自 1990 年代以来，外出务工者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现象。织里经济可能不典型，但这些年轻农民工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们在春天离家去广州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找工作，然后在第二年冬天回来和家人一起过年。这几乎是一年中唯一一次他们肯定会在家。当他们外出工作时，除了老人和孩子外，没有人留在这些地区；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比如 18 到 40 岁，都在大城市。但是疫情后，情况有了些变化。随着主要工业中心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许多潜在的务工者决定留在家乡。这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但仍不稳定的阶段。
Antoine Thirion：工人的居留身份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王兵：这是了解他们情况的关键。居住限制在中国历史上以不同形式存在，但在 1949 年中国解放时，它们被官方化和普遍化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居住管理户籍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这意味着你不能自由地到你户籍登记的城镇以外的城镇甚至社区。你当然可以在假期去别的地方玩，或者拜访朋友，但是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不能随意迁居，这需要完成一长串复杂的手续。因此，居住法将公民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青春》第一部的开头，胜男怀孕了。她是独生女，她的父母不希望她离开家和丈夫一起住，他们更希望他搬到他们的社区。婚姻仍然是唯一允许变更居住地的身份改变。然而，胜男的男友祖国也是独生子，他妈妈想把他留在家里，因为他们既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医保，而一个能挣钱养家糊口的青壮年男性，如果他和自己的娘家人住在一起就难以在经济上支持他的父母。这会让两个家庭不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未来的新郎。
显然，这个问题是80年代和90年代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直接后果。居留政策与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每当两个独生子女想要结婚时，其中一个的家庭就会有所损失。那时候，国家会决定你的衣食住行和工作。如果你在结婚时改变你的户籍，你就不再属于你的家庭，而是成为你配偶家庭的一部分。
Antoine Thirion：在这个体系里，人们怎么能连续几个月不在家工作呢？
王兵：他们可以离开自己的村庄去外地工作，但前提是接受没有基础的社会保障，例如补贴的医疗保健和药物，或上学，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当地进行户口登记。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被留在农村的原因。不过，政府仍然鼓励大家去大城市工作。这个体系内部存在明显的矛盾，因为工厂需要工人。
▲ 《青春》剧照
#05
电影叙事手法
Antoine Thirion：有些场景给这部电影带来了令人惊讶的轻松愉快的味道：在宿舍里的蛋糕大战，或者不断被缝纫机的配乐打断的玩耍调情。你或者可能是你的角色是否想在这部纪录片中注入了一些虚构的元素？
王兵：如果某些场景看起来像闹剧或浪漫喜剧，那只是因为我影片中的人物就过着那样的生活。我从不干涉他们的生活或试图以任何方式指导他们。这就是我对纪录片的看法：它必须坚持现实，讲述人们日常生活的真相。这些孩子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为了混过漫长的工作时间，他们会玩耍、调情、争吵、胡闹。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休息，而且他们不能离开工作场所。所以他们会放很大声的音乐、开玩笑、调情、争吵、叫对方的名字或玩游戏，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让自己清醒。这是他们应对自己处境的方式，这样让这个处境更容易熬过去。
Antoine Thirion：在他们难得下班后，还跑去网吧……
王兵：只有年轻人还有精力去网吧，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你看不到年长的工人晚上出去。他们花时间计算一天能生产多少件，能赚多少钱。晚上 11 点下班，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在睡觉前吃点东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周只能休息一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不是这样，他们只是被允许在下午 5 点下班。
Antoine Thirion：这部电影似乎是由一系列 20 分钟的情节组成的， 你为什么选择这种剪辑方式？
王兵：我必须在多个车间和有时相距很远的不同工人群体之间找到平衡。我不能从一个的地方的素材里剪五分钟，然后另一个地方剪五分钟，这样就整体就太杂乱了。所以我决定构建 20 分钟的片段，每个片段都分属一个部分并与后面的部分有所联系。影片的第一部分《青春之“春”》有九个这样的片段，最后一个片段稍长一些，小伟离开织里回乡。这似乎是避免剪得过于混乱，同时又能在不同地方的故事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方式。形式上，它更简单、更自然。有时，确实会发生非常激烈的事，但都集中在几分钟内，有时甚至只是集中在短短的几句交流内。
我最满意这部影片的就是叙事的简洁。在每个故事中，看几句话就能够捕捉到角色的性格特征，然后故事继续。从表面上看，生活似乎只是自然而然地展开，没有大悲剧，没有大戏；但是随后你会注意到这种非常强烈的暗流涌动。当你仔细观察每个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并将所有人的生活叠加起来时，你会发现在随意的玩笑之下，我们看到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电影和传统叙事似乎常常从我们周围的众多生命中挑选出一个人，就像从海里捞出一条鱼一样，把这个人变成一个代表世界的英雄。我不想要那种聚光灯的效果，我更喜欢看到所有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一起游泳，并试图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捕捉到一些东西来暗示他们所面临的个人困境和他们个人故事的本质。所有这些工人都在过着他们的生活，而这往往是被动的、沉默的、没有评论的。
我期望拍摄一个由独立、自足的片段构成的电影，这样观众就可以从中建立自己的联系并建立自己的叙事，而不是突出任何一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