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美的过程，让孩子抵达自我（上）
BCAF儿童美育·六一直播分享
“让更多人自由平等地分享文化艺术，构建多元化的人文公⺠社会”，是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始终坚信的核心宗旨。社区、家庭、儿童一直是人文公⺠社会与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基石，BCAF愿为大众提供亲切、互动式的公益项目，能与孩子们一同进步、自由、充满自信和尊严地参与真善美的生命探索。
在BCAF以往儿童美育项目的实践基础上，我们将会策划组织关于艺术教育理念的多方面交流。观念和习惯并不容易更新迭代，⻓期焦虑的父母对美育的认知仍然模糊。BCAF希望能通过艺术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信念的种子——是否成为艺术家、音乐家或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通向自我的道路。发现自我并为之骄傲是幸福的根源，接纳参差多态的自我是多元价值社会的观念基础。
六一儿童节这天，BCAF邀请了各具特色和独立思考的三位前行者：儿童艺术策展人李杰、哲学博士王歌及纪录片作者周轶君，分享他们对儿童美育教育的体会、观察与思考。
在BCAF以往儿童美育项目的实践基础上，我们将会策划组织关于艺术教育理念的多方面交流。观念和习惯并不容易更新迭代，⻓期焦虑的父母对美育的认知仍然模糊。BCAF希望能通过艺术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信念的种子——是否成为艺术家、音乐家或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通向自我的道路。发现自我并为之骄傲是幸福的根源，接纳参差多态的自我是多元价值社会的观念基础。
六一儿童节这天，BCAF邀请了各具特色和独立思考的三位前行者：儿童艺术策展人李杰、哲学博士王歌及纪录片作者周轶君，分享他们对儿童美育教育的体会、观察与思考。
“海边的孩子”，艺术家:Charles Atamian
以下是经过三位嘉宾修订的交流实录，以飨未能实时观看的朋友。该篇内容为本次交流实录整理上篇。
胡斐(主持人，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秘书长) :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北京、柏林、上海、成都四个城市连线进行直播。介绍一下三位嘉宾：王歌博士是一位旅德学者、哲学博士；周轶君老师，是纪录片《他乡的童年》①的导演；李杰老师，是成都麓湖·A4美术馆首席策展人，从事多年的儿童策展、儿童艺术节项目。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几位老师也都是为人父母，我们将探讨有关儿童美育的观察与思考，也请他们分享各自的体会。
我们先请王歌老师开始。
王歌：
大家好，我准备了4个小要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不是因卓越而不同，而是因不同而卓越。
我有种印象，觉得国内的孩子比较苦、比较累；我的小孩在德国，我会产生另外一种焦虑，怎么天天没有作业？中午放学后，就不用再学什么，体育或艺术的课外活动，基本都由自己安排，有不少自由的空间。
国内的孩子苦，家长也苦，是因为许多家长担心，孩子没有乘风破浪，就已经被拍在沙滩上了。我考大学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了几十年，社会心理上还在挤那一根独木桥。
大家谈儿童教育，总说孩子学到了什么，能做什么。即便再强调素质教育，但从实际情况看，好像还是急于将孩子变成一个标准零件，感觉我们在不断地削足适履。
一位德国老师说：一个孩子用三个月，而另一个孩子用三个星期把乘法学会，都是正常不过的事。前者可能在别的地方有敏锐的天分、敏感的心灵，对数字就是有点不感冒，就是会比其他人慢一些。但在大部分地方，一条标准“线”会把孩子和家长压得不安，这种压抑或许慢慢让孩子丧失自信。
艺术的标准是多元的，同时艺术教育不断反思自己的标准。我觉得孩子通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艺术教育，就会慢慢寻找、发现自己的不同。教育的多元标准在国内很欠缺。
当然中国教育非常多样化，但主流还是想让孩子成其所能，而忽略成其所是。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不要一心去争，因为一竞争，用的是现成（主流价值、社会眼光）的模式，是别人的标准。
未来的教育，就是给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敏感点，让他觉得，这才是我，这是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是为这个而来的。让每个孩子找到不同，发挥己长，即使在别的地方拙一点、慢一点，又有何妨？整体上，他还是会有很大的空间。
第二点，教育的形式大于内容。
在国内大学教书多年，习惯了那种面对面的宣讲，我们就是这么学的，也如法炮制地教学生。但是现在都在讨论着未来教学，可能要把PPT去掉，甚至黑板都要变成流动的，因为固定的黑板预设了一种固化关系。换句话说，老师要克制自以为是，克制自己的权力欲，把课堂设置成一个学习如何去学习的场所，学习社会生活或公民生活的场景。甚至让学生可以作为设定游戏规则的人——我怎么学、学什么。
现在已经有了这种倾向，老师更像一个主持人，一个提供基础设施，在旁边递道具的辅助角色，让孩子们发挥，比如给他们一些点子，一些任务，一些项目。学习不仅是学习内容，如何学的形式中包含着更本质的东西——它其实是学习自由，这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要经历漫长的学习过程，我觉得可以融进教育方法中。
在德国课堂可以和孩子们讨论得很深，但老师一般要遵循一种共识（Beutelsbacher Konsens），在涉及社会、宗教和政治的争议议题时，禁止灌输，即使老师深信不疑，也需要克制，以争论的方式进行。如果讨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老师必须要把两到三个的不同历史叙述呈现给孩子们，不是说服，而是让孩子们学习论证，甚至捍卫自己的立场。当然，在乌克兰战事胶着的当下，某些问题讨论的开放程度被压缩了。
这是德国基本的一个教育理念，在政治上、社会上、课堂上都差不多。我去开家长会，也有投票模式。这样的状态在课堂上也无处不在，这是第二点，形式是大于内容的。孩子们学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要学会学习，学会组织未来的社会和公民生活。
第三点，学习自由就是学习发现自己的不自由。
学习是一个不断拓展自己边界的过程，可能到头来，发现自己又在另一个桎梏里。发现刚出了牢笼，又进了窠臼，原来这依旧不是我独立的思考。不断有那种如梦初醒的痛苦。如果一个孩子的教育是健康的，他就有可能在教育中获得这种感觉，哪怕伴随不安，包括家长、老师、所有人。很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能不断有“啊哈”的时刻——察觉到好像被蒙了，又卡在那了，然后不断蜕变。所以，学习自由，更是学习找出自己不自由的界限，及其根源。
最后一点，经由美感成为一个有敏感心灵的人。
很多人说看不懂现代艺术，但艺术仅仅让我们“懂”它吗？有次带一位德国朋友去看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抽象水墨，朋友表示这些画让她回想起魏玛的童年。很显然，画家的创作跟魏玛毫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鉴赏者把自身的主体（subjective）经验投射到作品中，与之展开对话。这也是美的教育所能形成的一种意识——美或审美不是一套公开标准，而是自我不断与作品互动，生成出一个对世界、对他人新的理解，或者说，使“我”变得更加敏感，也包括对自身的敏感。
可能，艺术当中必须有点懵懂的东西，因为一懂，它就是知识，或者它让你道德高尚，可能变成说教。艺术需要有一点暧昧和模棱两可在其中。审美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又不断地和自身产生关联，这或许对孩子更为重要。
再有，我们不是天生就会看、会听。我的两个孩子爱看忍者系列，爱玩乐高，我也有点担心，习惯了色彩炫目、叙述嘈杂了，再去体验平平淡淡、看花花草草，他还有感受吗？我觉得这种机械复制时代的审美世界，被数码化、虚拟化，或虚实交叠的不分，由此生成的审美感受和一个在沉静、寡淡中能生成出来的微妙感受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时代和审美教育之间是有张力的，不能说孩子就得学这种或学那种。我和很多人一样，处于两难当中，而两难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状态。但我相信这是一种意识，要不断滋养孩子们，去寻找那些看不见、摸不到的内在性的东西。也相信一个人对美敏感了，他在精神上或德性上，不会成为一个太粗糙、太虚假的人，因为他会觉得假的东西比较丑、与美不一致。
就说这些，接下来愿意与大家进一步讨论。
胡斐：
谢谢王歌老师跟我们分享关于艺术和德国的教育。
周老师在儿童教育领域最令大家熟知的，是拍摄制作了有关儿童教育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在拍完纪录片之后的这段时间，是否有一些新的想法与大家分享一下。
周轶君：
谢谢，我先接着王歌老师的分享。
有些观点特别赞同，您刚才提到关于孩子成功标准化带来的一些焦虑，这个事情在国内非常明显，不光是在儿童身上，对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孩子，该生几个，都是有一个标准化的成功。不仅仅是在国内，它也是一个挺普世的焦虑。
最近在看一些藤校校长的书，讲到很多藤校毕业生，包括哈佛、耶鲁的毕业生，毕业后也觉得找不到自己，他们会去反思这当中的原因。当然原因是多种的，我们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在童年到大学的教育当中完成，而不仅仅是去学知识、修多少个学分、拿多少个头衔，这些东西都是可见的，而寻找自我的过程很难用一个标准化的数据去衡量。
这几年在耶鲁特别受欢迎的一门课叫幸福课，大家都想知道什么是幸福，关于心灵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家也会思索，寻找自我的过程，该通过什么办法完成呢？近些年国外大学也开始出现博雅教育，就是关于人文艺术方面的教育。即使是理工、工程专业的学生，可能也要去学习很多看似跟你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学校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滋养心灵的。
当然，一旦博雅教育变成要修学分，又会变成另外一件事。
所以可以看到美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定型、非常宽泛的概念。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艺术是美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但它不仅仅是以狭窄的概念来定义，比如去看展览、学钢琴、听演唱会或者去博物馆。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一范畴。
美育其实是一种感知美的经验。这样一个过程，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完成。席勒②最早提出美育概念的时候，是对工业化对心灵碾压的一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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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在中国，蔡元培③先生也很早提出美育代宗教——人看到美的事物、好的事物会引起情感的变化，感受、分享、连接他人等等。美育实际上是非常宽、无处不在的，它不是单独的教育门类、不是单独的一门课，它不是美术课、不是艺术课。我们最近很关注的教科书美感问题，就发现美育其实是在孩子们每一天学习生活中都会接触到的。
最近看到一本讲财商的书，教孩子如何去理财，这样一本书，最后的结尾是：“请记得一定要告诉孩子，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不是用钱买的。你无法为一个朋友的拥抱或美丽的夕阳去定价。”任何一个问题思考的终点，似乎都要回到美这件事情上，最后实际是对生命之美的感知。
美育现在也到了中学考试中，有的家长就会很焦虑，是不是要去报班了。也许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比较少接触美育。其实我觉得，可能考试只需要记住几个印刷品的画、名画的名字等，但这不重要。如果把美育看作终身的事情，家长真的不必太担心，因为它随时都可以让你和孩子一起去感受。
有一位儿童玩具设计师Cas Holman④，她给孩子设计了很多自主玩的玩具，后来有人就采访她，小时候都玩什么，父母给了她怎么样的教育？她回答说就是在外面玩，花几个小时爬树、在山里面跳。这实际是一种没有目的、心灵不再遭到束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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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Holman玩具设计图，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经常讲赤子之心，小孩子就是赤子，很多艺术家都说要保有赤子之心。昨天晚上还看到翻译家傅雷⑤先生讲赤子为什么这么宝贵，艺术家为什么要有这种心态，因为赤子是不怕孤独的。给孩子一个空间，一个所谓孤独、没有人打扰的空间，赤子会去创造一个世界、创造很多灵魂，很多他认为的玩具。泥巴也好、想象的朋友也好、真实的朋友也好，他会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去对话。所以赤子之心就是给他一个空间，自由的不受束缚的时间，这是每一位家长都可以给到的美育。
拍摄纪录片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芬兰、日本这些国家，美育在课程中占比相当大，我也发现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一种因地制宜性。美的教育不是大家都要去弹钢琴、拉小提琴，而是这个国家擅长什么，或者说这个国家的文化底蕴里有什么，可能就从这当中孕育出一个主流途径去实现这样的美育。
比如芬兰，建筑、设计很强，他们曾经有一个豌豆岛重建计划，除了专业的建筑师，还邀请了一百多个4岁到17岁的孩子组成建筑团队，让他们参与设计。因为在芬兰森林很多，老师就会带孩子到树林里面，用色卡去对比叶子或者树干的颜色，然后去寻找、感受不同的气味，哪怕是一种不让人愉快的气味，也要去感受它、然后说出来。
于是我就问老师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孩子生长在非洲，没有森林只有沙漠；或者生长在上海只有高楼大厦怎么办？要花很多钱去上森林课吗？她回答森林课只是了解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个途径，不是说美育只有森林课，在沙漠里可以去研究沙漠的美感，在城市可以去观察城市的变化，它是让你去接触周围的环境，了解你所生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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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的童年》芬兰篇，来源：优酷视频
在日本，他们的文化当中也会去教授唐诗等等。还有一个可能跟日本一种特别的文化有关，就是“间”（日语发音Ma），中国人讲“留白”，在日文里面有“間”字，叫间隔，就是“空”，在建筑当中也经常会用到。孩子们经常在户外跑得很开心，满头大汗，但回到教室里就安静下来，闭目冥想，你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一动一静。尽管没有和他们求证过，但感觉好像是跟“间”、“空”这样的概念有一些关系。
英国很重视戏剧课，但公立学校现在已经负担不起免费的戏剧课，只有私立学校还有。我想戏剧课是什么呢？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的文化当中就好像我们去唱京剧、看粤剧，其实也是一种因地制宜，对我们来说，不是一定是用英语演的戏剧才叫戏剧课。
记得有一次跟欧洲的一位音乐老师聊天，他说亚洲家庭选乐器，一般就是钢琴或小提琴，我们这学什么乐器的都有，孩子喜欢笛子、铃铛等，这些都可以去实现音乐的教育。想到我们之前讲的《虎妈战歌》，她的孩子就只能学钢琴或小提琴，好像除了这两样都不叫乐器。也许是因为我们特别害怕不一样，害怕失败，害怕选错了一个东西，试错的乐趣特别少。不敢跟别人不一样，觉得别人的东西，就是比较好的东西，但代价会很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未必有利于发现真正的自己。
整体来说，我觉得美育的过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观察或者感受；第二步是思考，或者通过比较去思考；第三步非常重要，是创作，要去创作出来、表达出来，创作不是作品一定要去参赛，一定要非常了不起，而是说要去表达。因为表达的过程，创作的过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我在芬兰看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在老人院里还在画画，他们不是画家，完全不是，就是喜欢画，所以到老了心灵有所寄托。创作的过程使灵魂不寂寞。
当时在芬兰真的都感动得哭了。原来我不敢画画，因为小时候被告知画的不好，我根本不敢在别人面前画，心里害怕这件事情。但他们根本没有“我这幅画要跟别人的比”、“我画的好不好”这个概念，这种不比较所带来的创造乐趣陪伴终生，简直是太美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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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的童年》芬兰篇，来源：优酷视频
有时候在博物馆里，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展览，孩子在听，家长在后面在玩手机，我觉得很可惜。美育真的不是孩子的事情，其实给了家长一个机会，可以再去从事这件事情，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发现，这是一个终身的乐趣。
没有比“创造”更终极的乐趣了，创造是你表达了自己，连接了他人。
最后有一个体验，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种期许。
日本是一个设计很厉害的国家，有一部动画片叫《啊！设计》 ，汇集了日本最有名的设计师，很多大师担任顾问。制作人和我说这部动画片是为30年后的日本设计师去播种的，不是今天，是未来。在日本可以看到真正的大师不会觉得为儿童创造一个东西是不高级、难登大雅之堂的。但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比较少看到这样的状况，很难想象国内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导演会专门为小孩拍一个片子，好像普遍觉得为儿童做事似乎不那么高级。
我在法国及其他国家看到街头一些儿童乐园设施，都是委托当地的艺术家去创作。芬兰美育的艺术课堂里，往往是结合当地艺术家参与，不需要名人，任何有经验的人来分享，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期许，希望将来我们能聚合最好的艺术家一起为孩子做事情。
胡斐：
谢谢周轶君老师，我们有着共同的期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第三位要分享的李杰老师，是麓湖·A4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他跟我们连接更多的其实是儿童美育，一直在推动儿童策展（以儿童为主体的理念），让我们来听听李杰老师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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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克的滴色画》，图片来源：麓湖·A4美术馆
李杰：
王歌老师也在感叹，西方在推动教育时，会越来越站在儿童，或者是作为关心弱者、公民权利的视角，他们现在可能不太愿意用“教育”这个词，更多叫“共同学习”或“共同成长”。
那这样的土壤是怎么形成的呢？1837年福禄培尔（Froebel）⑥在德国创造了幼儿园的一种模型，虽然10年后被当时的政府所禁止，却遗留下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种子。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现代主义早期的一些建筑师、设计师，就是第一代幼儿园运动的受益者，会有很多这种偏向于抽离的、游戏的，甚至是几何的思维模式；比如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 ⑦中有很多代表人物可能都是幼儿园运动的受益者与被启发者。
这些受益者开始在成长过程运用如福禄培尔，包括后期的蒙特梭利设置的教具、玩具，对于几何的理解，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产生了一个更大更自由的点。就像周老师刚才说的，孩子可能开始不再拘泥于模仿成人，成为一个小大人，他开始试图用自己的思路，甚至用一些开源的工具去建构自己的世界。比如一些相对不愿意和社会发生太大关系的人，也能通过一些简单游戏的过程，跟自己玩。
可以看到艺术的发展并不是横空出世，它是跟随着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艺术一直在被政治、经济、人的发展、权力结构的变化不断影响，所以艺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载体。
今天看当代艺术其实是这种权力关系让渡的过程，观众、参与者和制造者、命名者之间的权力在发生关系。以前的权力可能是由教皇或君王来确定，艺术家更多是受委托进行创造，这是文艺复兴之前的状态；后来变成了贵族委托到艺术家自主创作，开始有足够的留痕表达，然后慢慢开始发现艺术家的命名只是在抛出一个新的观念，如何去解读是由观众来不断产生对话和碰撞。
到今天，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是能由一个支点来确定意义的，实际上是一个“共谋”的过程，我们发现它可能是当今社会里面土壤中最松动的那部分，可能会带来最多元的观察视角和理解视角。可以看到，在这个视角下，对应我们的教育系统、教育环节，艺术恰恰是因为不能被随意定义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讨论。
我非常同意两位老师刚才说到的，今天去讨论艺术并不是单纯的谈审美，就像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只会在绘画或音乐当中感受到愉悦，他也会感受到恐惧。艺术也会在孤独的时候发生，也可能是思念母亲时写下的一首诗，这首诗可能并不会带来所谓的美感，而是代表了当时的心境。所以在这点上，艺术系统应该让渡更多权力，但现实中反而艺术又是另外一个权力角力的阵地，甚至是一个非常固步自封的环境。
以当代艺术的环境为例，我们经常发现，观众在观看这些作品却又不知如何理解时，成人往往会用一种非常排斥交流的方式说，其实我不懂，我很差，我越看越自卑，但孩子会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这不就是一个那什么东西嘛”。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多义的讨论就产生了。作为艺术从业者，特别希望美术馆不应去盖棺定论，去充当权力系统或审美权力的代言人；而应让它变成一种可以让渡给孩子，让渡给更边缘、更沉默群体的存在。
我们每年做儿童艺术节，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教育项目，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策展、教育，包括跟很多城市和乡村学校共同去创作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协助小朋友们成为创造主体和策展主体时，他们不是像成人去做完成一份工作，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或事业，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最近和一位乡村老师讨论时，他分享了很多美育的案例，我发现这些美育案例基本都是城市课本或教育观念空降给这位老师的，比如把当地的土陶罐涂满颜色，给石头画上漂亮的图案。这些东西在城市、乡镇、乡村到处都是。我们看不到具体的儿童，也看不到老师具体面对的问题。
恰恰也是这位老师给我分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一次关于死亡的对话。她发现班上的一个同学情绪非常低落，因为他的姐姐不幸去世了，但家人因为风俗压抑了这个孩子的表达，都不讨论这个问题。于是老师把他带到门前的一棵树下，观察不断掉落的果实，围绕着果实的掉落，他们去探讨能否种出新的树苗。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关于生命的讨论、生命的教育。
前些年，有几个小女孩给美术馆递了个小本子说她们要创造一个国家。她们秘密地创造了语言、体制，然后有一百五十多个小朋友通过招募，加入她们成为国家的智囊团，最后占领了美术馆的二层展厅，当作驻地球领事馆。她们有货币、立法、历史以及很多神话故事。
这个国家叫做「嘎嘎」，嘎嘎国的国旗里有一个蛋。她们领事馆的护照盖章时需要回答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国旗里的蛋到底是鸡蛋还是鸭蛋。这些孩子周末时都会到美术馆来当官员，面对8个问题时，大部分成人都回答不出，因为他们没有仔细去理解孩子的视角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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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嘎国设计图，图片来源：麓湖·A4美术馆
我特别关注到一点，也是一个关于死亡的细节，这些孩子在画学校时是没有窗户的，只有一个鸭子脸。它的侧面有很多跳板，就像10米跳台一样。在学完六年级后，小鸭子就从顶楼的跳板跳下去，如果中途辍学，那就从5楼跳下去。跳台下面有一个“忘忧水池”，水并不会真正把小鸭子吞噬，而是吸收它在学校里所有负面的情绪，是一个治愈之水。小鸭子在水里扑腾几下后，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充满爱。
学校设计图下半部分是最牛的，画了一个像冰山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实验室在研究怎么把孩子的负能量，比如考试考得差、老师脾气怪、厕所太臭、作业太多这些问题转化成能源，使这个学校可以持续的运转，甚至继续招生。这是孩子们在做了很张设计图后得出的图景，他们在通过学校设计表达对死亡原点的理解。因为在一次新闻报道中，有个小学生轻生跳楼，之后学校并没有做心理干预，也不允许去讨论，但孩子们非常敏感地接触到这些信息。他们内心当中有非常多的困扰与对学校的认知，是需要通过创造性的思考来进行连接和表达的。
当我们看到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去讨论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体制、学校建构等等，他们有非常强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我认为并不是成人世界的投射，它也包括对新的世界的想象。这个想象是我认为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也需要去保护。我觉得这个保护在今天其实是非常缺失的，也是我们对教育过度控制所造成的——我们把艺术也变成了一个标准。
前两天我们跟着孩子去探访城市中的自然，就像是芬兰的孩子去探访森林一样。这些孩子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他们发现城市的自然空间及公园里有很多的蜜蜂死去了，孩子在不断的讨论这些死去的蜜蜂。最后发现大家根本没有讨论哪一朵花最美，哪一棵树最壮实，而是讨论为了城市的美我们牺牲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可能失去了人与土壤、人与世界间的真实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美的土壤，是美的基础。
每一年我们会邀请约5000个儿童来参与这些思考与讨论，今年超过三成是自于乡村、城镇或者医院里的特殊孩子。他们的表达、发声可能给我们注入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看待未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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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自然中探索，图片来源：李杰
我也特别希望这些小小创造者、发声者，当未来有一天可能被封闭了耳朵、眼睛，不能表达时，他们会回想起童年时注入的某种力量，他们可以成为自己、可以去真实的表达、可以拥有想象的权利。这是我们在缝隙当中能够去做的，很微小的事。
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培训班取名为毕加索班、米开朗基罗班，就是在想象艺术能够带给孩子自由，但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关系。恰恰是孩子这种本真的初始状态，才是对社会走向僵化、走向封闭、走向孤立的一剂良药，这也是孩子们为什么能在语言、文化背景不通的情况下仍能一起玩耍的原因。
席勒曾表达过，孩子进行艺术创作或者游戏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物质世界、超越现有的伦理架构的一种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恰恰就是人本身——我认为美育的过程其实就是抵达人的过程，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胡斐：
特别感谢李杰老师，每一次听李杰老师说跟孩子有关的故事就特别感动，也特别有趣，孩子们的创造力真的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资料来源：
①《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2019年上线），讲述了战地记者出身的周轶君兼任导演和主持人，一集走访一个国家，分别是日本、芬兰、印度、英国和以色列，最后回到中国，探寻教育的传统和未来。
②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德语：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③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教育家。
④ Cas Holman，美国玩具设计师，致力于让孩子们进行创造，决定自己的玩具。
⑤ 傅雷（1908-1966），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艺术评论家。
⑥ 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尔（德语：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1782－1852），德国教育家，被公认为是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几个教育家之一，现代学前教育的鼻祖。
⑦ 维也纳分离派（德语 : Wiener Sezession ，英语：Vienna Secession），又译新艺术派，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又译艺术革新派）在奥地利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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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们在北京、柏林、上海、成都四个城市连线进行直播。介绍一下三位嘉宾：王歌博士是一位旅德学者、哲学博士；周轶君老师，是纪录片《他乡的童年》①的导演；李杰老师，是成都麓湖·A4美术馆首席策展人，从事多年的儿童策展、儿童艺术节项目。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几位老师也都是为人父母，我们将探讨有关儿童美育的观察与思考，也请他们分享各自的体会。
我们先请王歌老师开始。
值得珍视的两难状态
王歌：
大家好，我准备了4个小要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不是因卓越而不同，而是因不同而卓越。
我有种印象，觉得国内的孩子比较苦、比较累；我的小孩在德国，我会产生另外一种焦虑，怎么天天没有作业？中午放学后，就不用再学什么，体育或艺术的课外活动，基本都由自己安排，有不少自由的空间。
国内的孩子苦，家长也苦，是因为许多家长担心，孩子没有乘风破浪，就已经被拍在沙滩上了。我考大学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了几十年，社会心理上还在挤那一根独木桥。
大家谈儿童教育，总说孩子学到了什么，能做什么。即便再强调素质教育，但从实际情况看，好像还是急于将孩子变成一个标准零件，感觉我们在不断地削足适履。
一位德国老师说：一个孩子用三个月，而另一个孩子用三个星期把乘法学会，都是正常不过的事。前者可能在别的地方有敏锐的天分、敏感的心灵，对数字就是有点不感冒，就是会比其他人慢一些。但在大部分地方，一条标准“线”会把孩子和家长压得不安，这种压抑或许慢慢让孩子丧失自信。
艺术的标准是多元的，同时艺术教育不断反思自己的标准。我觉得孩子通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艺术教育，就会慢慢寻找、发现自己的不同。教育的多元标准在国内很欠缺。
当然中国教育非常多样化，但主流还是想让孩子成其所能，而忽略成其所是。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不要一心去争，因为一竞争，用的是现成（主流价值、社会眼光）的模式，是别人的标准。
未来的教育，就是给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敏感点，让他觉得，这才是我，这是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是为这个而来的。让每个孩子找到不同，发挥己长，即使在别的地方拙一点、慢一点，又有何妨？整体上，他还是会有很大的空间。
第二点，教育的形式大于内容。
在国内大学教书多年，习惯了那种面对面的宣讲，我们就是这么学的，也如法炮制地教学生。但是现在都在讨论着未来教学，可能要把PPT去掉，甚至黑板都要变成流动的，因为固定的黑板预设了一种固化关系。换句话说，老师要克制自以为是，克制自己的权力欲，把课堂设置成一个学习如何去学习的场所，学习社会生活或公民生活的场景。甚至让学生可以作为设定游戏规则的人——我怎么学、学什么。
现在已经有了这种倾向，老师更像一个主持人，一个提供基础设施，在旁边递道具的辅助角色，让孩子们发挥，比如给他们一些点子，一些任务，一些项目。学习不仅是学习内容，如何学的形式中包含着更本质的东西——它其实是学习自由，这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要经历漫长的学习过程，我觉得可以融进教育方法中。
在德国课堂可以和孩子们讨论得很深，但老师一般要遵循一种共识（Beutelsbacher Konsens），在涉及社会、宗教和政治的争议议题时，禁止灌输，即使老师深信不疑，也需要克制，以争论的方式进行。如果讨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老师必须要把两到三个的不同历史叙述呈现给孩子们，不是说服，而是让孩子们学习论证，甚至捍卫自己的立场。当然，在乌克兰战事胶着的当下，某些问题讨论的开放程度被压缩了。
这是德国基本的一个教育理念，在政治上、社会上、课堂上都差不多。我去开家长会，也有投票模式。这样的状态在课堂上也无处不在，这是第二点，形式是大于内容的。孩子们学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要学会学习，学会组织未来的社会和公民生活。
第三点，学习自由就是学习发现自己的不自由。
学习是一个不断拓展自己边界的过程，可能到头来，发现自己又在另一个桎梏里。发现刚出了牢笼，又进了窠臼，原来这依旧不是我独立的思考。不断有那种如梦初醒的痛苦。如果一个孩子的教育是健康的，他就有可能在教育中获得这种感觉，哪怕伴随不安，包括家长、老师、所有人。很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能不断有“啊哈”的时刻——察觉到好像被蒙了，又卡在那了，然后不断蜕变。所以，学习自由，更是学习找出自己不自由的界限，及其根源。
最后一点，经由美感成为一个有敏感心灵的人。
很多人说看不懂现代艺术，但艺术仅仅让我们“懂”它吗？有次带一位德国朋友去看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抽象水墨，朋友表示这些画让她回想起魏玛的童年。很显然，画家的创作跟魏玛毫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鉴赏者把自身的主体（subjective）经验投射到作品中，与之展开对话。这也是美的教育所能形成的一种意识——美或审美不是一套公开标准，而是自我不断与作品互动，生成出一个对世界、对他人新的理解，或者说，使“我”变得更加敏感，也包括对自身的敏感。
可能，艺术当中必须有点懵懂的东西，因为一懂，它就是知识，或者它让你道德高尚，可能变成说教。艺术需要有一点暧昧和模棱两可在其中。审美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又不断地和自身产生关联，这或许对孩子更为重要。
再有，我们不是天生就会看、会听。我的两个孩子爱看忍者系列，爱玩乐高，我也有点担心，习惯了色彩炫目、叙述嘈杂了，再去体验平平淡淡、看花花草草，他还有感受吗？我觉得这种机械复制时代的审美世界，被数码化、虚拟化，或虚实交叠的不分，由此生成的审美感受和一个在沉静、寡淡中能生成出来的微妙感受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时代和审美教育之间是有张力的，不能说孩子就得学这种或学那种。我和很多人一样，处于两难当中，而两难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状态。但我相信这是一种意识，要不断滋养孩子们，去寻找那些看不见、摸不到的内在性的东西。也相信一个人对美敏感了，他在精神上或德性上，不会成为一个太粗糙、太虚假的人，因为他会觉得假的东西比较丑、与美不一致。
就说这些，接下来愿意与大家进一步讨论。
胡斐：
谢谢王歌老师跟我们分享关于艺术和德国的教育。
周老师在儿童教育领域最令大家熟知的，是拍摄制作了有关儿童教育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在拍完纪录片之后的这段时间，是否有一些新的想法与大家分享一下。
不束缚，不比较，不害
周轶君：
谢谢，我先接着王歌老师的分享。
有些观点特别赞同，您刚才提到关于孩子成功标准化带来的一些焦虑，这个事情在国内非常明显，不光是在儿童身上，对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孩子，该生几个，都是有一个标准化的成功。不仅仅是在国内，它也是一个挺普世的焦虑。
最近在看一些藤校校长的书，讲到很多藤校毕业生，包括哈佛、耶鲁的毕业生，毕业后也觉得找不到自己，他们会去反思这当中的原因。当然原因是多种的，我们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在童年到大学的教育当中完成，而不仅仅是去学知识、修多少个学分、拿多少个头衔，这些东西都是可见的，而寻找自我的过程很难用一个标准化的数据去衡量。
这几年在耶鲁特别受欢迎的一门课叫幸福课，大家都想知道什么是幸福，关于心灵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家也会思索，寻找自我的过程，该通过什么办法完成呢？近些年国外大学也开始出现博雅教育，就是关于人文艺术方面的教育。即使是理工、工程专业的学生，可能也要去学习很多看似跟你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学校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滋养心灵的。
当然，一旦博雅教育变成要修学分，又会变成另外一件事。
所以可以看到美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定型、非常宽泛的概念。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艺术是美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但它不仅仅是以狭窄的概念来定义，比如去看展览、学钢琴、听演唱会或者去博物馆。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一范畴。
美育其实是一种感知美的经验。这样一个过程，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完成。席勒②最早提出美育概念的时候，是对工业化对心灵碾压的一种抵抗。
席勒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在中国，蔡元培③先生也很早提出美育代宗教——人看到美的事物、好的事物会引起情感的变化，感受、分享、连接他人等等。美育实际上是非常宽、无处不在的，它不是单独的教育门类、不是单独的一门课，它不是美术课、不是艺术课。我们最近很关注的教科书美感问题，就发现美育其实是在孩子们每一天学习生活中都会接触到的。
最近看到一本讲财商的书，教孩子如何去理财，这样一本书，最后的结尾是：“请记得一定要告诉孩子，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不是用钱买的。你无法为一个朋友的拥抱或美丽的夕阳去定价。”任何一个问题思考的终点，似乎都要回到美这件事情上，最后实际是对生命之美的感知。
美育现在也到了中学考试中，有的家长就会很焦虑，是不是要去报班了。也许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比较少接触美育。其实我觉得，可能考试只需要记住几个印刷品的画、名画的名字等，但这不重要。如果把美育看作终身的事情，家长真的不必太担心，因为它随时都可以让你和孩子一起去感受。
有一位儿童玩具设计师Cas Holman④，她给孩子设计了很多自主玩的玩具，后来有人就采访她，小时候都玩什么，父母给了她怎么样的教育？她回答说就是在外面玩，花几个小时爬树、在山里面跳。这实际是一种没有目的、心灵不再遭到束缚的过程。
Cas Holman玩具设计图，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经常讲赤子之心，小孩子就是赤子，很多艺术家都说要保有赤子之心。昨天晚上还看到翻译家傅雷⑤先生讲赤子为什么这么宝贵，艺术家为什么要有这种心态，因为赤子是不怕孤独的。给孩子一个空间，一个所谓孤独、没有人打扰的空间，赤子会去创造一个世界、创造很多灵魂，很多他认为的玩具。泥巴也好、想象的朋友也好、真实的朋友也好，他会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去对话。所以赤子之心就是给他一个空间，自由的不受束缚的时间，这是每一位家长都可以给到的美育。
拍摄纪录片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芬兰、日本这些国家，美育在课程中占比相当大，我也发现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一种因地制宜性。美的教育不是大家都要去弹钢琴、拉小提琴，而是这个国家擅长什么，或者说这个国家的文化底蕴里有什么，可能就从这当中孕育出一个主流途径去实现这样的美育。
比如芬兰，建筑、设计很强，他们曾经有一个豌豆岛重建计划，除了专业的建筑师，还邀请了一百多个4岁到17岁的孩子组成建筑团队，让他们参与设计。因为在芬兰森林很多，老师就会带孩子到树林里面，用色卡去对比叶子或者树干的颜色，然后去寻找、感受不同的气味，哪怕是一种不让人愉快的气味，也要去感受它、然后说出来。
于是我就问老师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孩子生长在非洲，没有森林只有沙漠；或者生长在上海只有高楼大厦怎么办？要花很多钱去上森林课吗？她回答森林课只是了解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个途径，不是说美育只有森林课，在沙漠里可以去研究沙漠的美感，在城市可以去观察城市的变化，它是让你去接触周围的环境，了解你所生存的地方。
《他乡的童年》芬兰篇，来源：优酷视频
在日本，他们的文化当中也会去教授唐诗等等。还有一个可能跟日本一种特别的文化有关，就是“间”（日语发音Ma），中国人讲“留白”，在日文里面有“間”字，叫间隔，就是“空”，在建筑当中也经常会用到。孩子们经常在户外跑得很开心，满头大汗，但回到教室里就安静下来，闭目冥想，你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一动一静。尽管没有和他们求证过，但感觉好像是跟“间”、“空”这样的概念有一些关系。
英国很重视戏剧课，但公立学校现在已经负担不起免费的戏剧课，只有私立学校还有。我想戏剧课是什么呢？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的文化当中就好像我们去唱京剧、看粤剧，其实也是一种因地制宜，对我们来说，不是一定是用英语演的戏剧才叫戏剧课。
记得有一次跟欧洲的一位音乐老师聊天，他说亚洲家庭选乐器，一般就是钢琴或小提琴，我们这学什么乐器的都有，孩子喜欢笛子、铃铛等，这些都可以去实现音乐的教育。想到我们之前讲的《虎妈战歌》，她的孩子就只能学钢琴或小提琴，好像除了这两样都不叫乐器。也许是因为我们特别害怕不一样，害怕失败，害怕选错了一个东西，试错的乐趣特别少。不敢跟别人不一样，觉得别人的东西，就是比较好的东西，但代价会很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未必有利于发现真正的自己。
整体来说，我觉得美育的过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观察或者感受；第二步是思考，或者通过比较去思考；第三步非常重要，是创作，要去创作出来、表达出来，创作不是作品一定要去参赛，一定要非常了不起，而是说要去表达。因为表达的过程，创作的过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我在芬兰看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在老人院里还在画画，他们不是画家，完全不是，就是喜欢画，所以到老了心灵有所寄托。创作的过程使灵魂不寂寞。
当时在芬兰真的都感动得哭了。原来我不敢画画，因为小时候被告知画的不好，我根本不敢在别人面前画，心里害怕这件事情。但他们根本没有“我这幅画要跟别人的比”、“我画的好不好”这个概念，这种不比较所带来的创造乐趣陪伴终生，简直是太美妙了。
《他乡的童年》芬兰篇，来源：优酷视频
有时候在博物馆里，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展览，孩子在听，家长在后面在玩手机，我觉得很可惜。美育真的不是孩子的事情，其实给了家长一个机会，可以再去从事这件事情，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发现，这是一个终身的乐趣。
没有比“创造”更终极的乐趣了，创造是你表达了自己，连接了他人。
最后有一个体验，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种期许。
日本是一个设计很厉害的国家，有一部动画片叫《啊！设计》 ，汇集了日本最有名的设计师，很多大师担任顾问。制作人和我说这部动画片是为30年后的日本设计师去播种的，不是今天，是未来。在日本可以看到真正的大师不会觉得为儿童创造一个东西是不高级、难登大雅之堂的。但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比较少看到这样的状况，很难想象国内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导演会专门为小孩拍一个片子，好像普遍觉得为儿童做事似乎不那么高级。
我在法国及其他国家看到街头一些儿童乐园设施，都是委托当地的艺术家去创作。芬兰美育的艺术课堂里，往往是结合当地艺术家参与，不需要名人，任何有经验的人来分享，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期许，希望将来我们能聚合最好的艺术家一起为孩子做事情。
胡斐：
谢谢周轶君老师，我们有着共同的期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第三位要分享的李杰老师，是麓湖·A4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他跟我们连接更多的其实是儿童美育，一直在推动儿童策展（以儿童为主体的理念），让我们来听听李杰老师的一些想法。
《波洛克的滴色画》，图片来源：麓湖·A4美术馆
嘎嘎国的国旗里有一个蛋
李杰：
王歌老师也在感叹，西方在推动教育时，会越来越站在儿童，或者是作为关心弱者、公民权利的视角，他们现在可能不太愿意用“教育”这个词，更多叫“共同学习”或“共同成长”。
那这样的土壤是怎么形成的呢？1837年福禄培尔（Froebel）⑥在德国创造了幼儿园的一种模型，虽然10年后被当时的政府所禁止，却遗留下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种子。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现代主义早期的一些建筑师、设计师，就是第一代幼儿园运动的受益者，会有很多这种偏向于抽离的、游戏的，甚至是几何的思维模式；比如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 ⑦中有很多代表人物可能都是幼儿园运动的受益者与被启发者。
这些受益者开始在成长过程运用如福禄培尔，包括后期的蒙特梭利设置的教具、玩具，对于几何的理解，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产生了一个更大更自由的点。就像周老师刚才说的，孩子可能开始不再拘泥于模仿成人，成为一个小大人，他开始试图用自己的思路，甚至用一些开源的工具去建构自己的世界。比如一些相对不愿意和社会发生太大关系的人，也能通过一些简单游戏的过程，跟自己玩。
可以看到艺术的发展并不是横空出世，它是跟随着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艺术一直在被政治、经济、人的发展、权力结构的变化不断影响，所以艺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载体。
今天看当代艺术其实是这种权力关系让渡的过程，观众、参与者和制造者、命名者之间的权力在发生关系。以前的权力可能是由教皇或君王来确定，艺术家更多是受委托进行创造，这是文艺复兴之前的状态；后来变成了贵族委托到艺术家自主创作，开始有足够的留痕表达，然后慢慢开始发现艺术家的命名只是在抛出一个新的观念，如何去解读是由观众来不断产生对话和碰撞。
到今天，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是能由一个支点来确定意义的，实际上是一个“共谋”的过程，我们发现它可能是当今社会里面土壤中最松动的那部分，可能会带来最多元的观察视角和理解视角。可以看到，在这个视角下，对应我们的教育系统、教育环节，艺术恰恰是因为不能被随意定义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讨论。
我非常同意两位老师刚才说到的，今天去讨论艺术并不是单纯的谈审美，就像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只会在绘画或音乐当中感受到愉悦，他也会感受到恐惧。艺术也会在孤独的时候发生，也可能是思念母亲时写下的一首诗，这首诗可能并不会带来所谓的美感，而是代表了当时的心境。所以在这点上，艺术系统应该让渡更多权力，但现实中反而艺术又是另外一个权力角力的阵地，甚至是一个非常固步自封的环境。
以当代艺术的环境为例，我们经常发现，观众在观看这些作品却又不知如何理解时，成人往往会用一种非常排斥交流的方式说，其实我不懂，我很差，我越看越自卑，但孩子会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这不就是一个那什么东西嘛”。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多义的讨论就产生了。作为艺术从业者，特别希望美术馆不应去盖棺定论，去充当权力系统或审美权力的代言人；而应让它变成一种可以让渡给孩子，让渡给更边缘、更沉默群体的存在。
我们每年做儿童艺术节，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教育项目，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策展、教育，包括跟很多城市和乡村学校共同去创作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协助小朋友们成为创造主体和策展主体时，他们不是像成人去做完成一份工作，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或事业，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最近和一位乡村老师讨论时，他分享了很多美育的案例，我发现这些美育案例基本都是城市课本或教育观念空降给这位老师的，比如把当地的土陶罐涂满颜色，给石头画上漂亮的图案。这些东西在城市、乡镇、乡村到处都是。我们看不到具体的儿童，也看不到老师具体面对的问题。
恰恰也是这位老师给我分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一次关于死亡的对话。她发现班上的一个同学情绪非常低落，因为他的姐姐不幸去世了，但家人因为风俗压抑了这个孩子的表达，都不讨论这个问题。于是老师把他带到门前的一棵树下，观察不断掉落的果实，围绕着果实的掉落，他们去探讨能否种出新的树苗。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关于生命的讨论、生命的教育。
前些年，有几个小女孩给美术馆递了个小本子说她们要创造一个国家。她们秘密地创造了语言、体制，然后有一百五十多个小朋友通过招募，加入她们成为国家的智囊团，最后占领了美术馆的二层展厅，当作驻地球领事馆。她们有货币、立法、历史以及很多神话故事。
这个国家叫做「嘎嘎」，嘎嘎国的国旗里有一个蛋。她们领事馆的护照盖章时需要回答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国旗里的蛋到底是鸡蛋还是鸭蛋。这些孩子周末时都会到美术馆来当官员，面对8个问题时，大部分成人都回答不出，因为他们没有仔细去理解孩子的视角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嘎嘎国设计图，图片来源：麓湖·A4美术馆
我特别关注到一点，也是一个关于死亡的细节，这些孩子在画学校时是没有窗户的，只有一个鸭子脸。它的侧面有很多跳板，就像10米跳台一样。在学完六年级后，小鸭子就从顶楼的跳板跳下去，如果中途辍学，那就从5楼跳下去。跳台下面有一个“忘忧水池”，水并不会真正把小鸭子吞噬，而是吸收它在学校里所有负面的情绪，是一个治愈之水。小鸭子在水里扑腾几下后，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充满爱。
学校设计图下半部分是最牛的，画了一个像冰山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实验室在研究怎么把孩子的负能量，比如考试考得差、老师脾气怪、厕所太臭、作业太多这些问题转化成能源，使这个学校可以持续的运转，甚至继续招生。这是孩子们在做了很张设计图后得出的图景，他们在通过学校设计表达对死亡原点的理解。因为在一次新闻报道中，有个小学生轻生跳楼，之后学校并没有做心理干预，也不允许去讨论，但孩子们非常敏感地接触到这些信息。他们内心当中有非常多的困扰与对学校的认知，是需要通过创造性的思考来进行连接和表达的。
当我们看到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去讨论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体制、学校建构等等，他们有非常强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我认为并不是成人世界的投射，它也包括对新的世界的想象。这个想象是我认为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也需要去保护。我觉得这个保护在今天其实是非常缺失的，也是我们对教育过度控制所造成的——我们把艺术也变成了一个标准。
前两天我们跟着孩子去探访城市中的自然，就像是芬兰的孩子去探访森林一样。这些孩子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他们发现城市的自然空间及公园里有很多的蜜蜂死去了，孩子在不断的讨论这些死去的蜜蜂。最后发现大家根本没有讨论哪一朵花最美，哪一棵树最壮实，而是讨论为了城市的美我们牺牲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可能失去了人与土壤、人与世界间的真实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美的土壤，是美的基础。
每一年我们会邀请约5000个儿童来参与这些思考与讨论，今年超过三成是自于乡村、城镇或者医院里的特殊孩子。他们的表达、发声可能给我们注入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看待未来的方式。
孩子在自然中探索，图片来源：李杰
我也特别希望这些小小创造者、发声者，当未来有一天可能被封闭了耳朵、眼睛，不能表达时，他们会回想起童年时注入的某种力量，他们可以成为自己、可以去真实的表达、可以拥有想象的权利。这是我们在缝隙当中能够去做的，很微小的事。
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培训班取名为毕加索班、米开朗基罗班，就是在想象艺术能够带给孩子自由，但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关系。恰恰是孩子这种本真的初始状态，才是对社会走向僵化、走向封闭、走向孤立的一剂良药，这也是孩子们为什么能在语言、文化背景不通的情况下仍能一起玩耍的原因。
席勒曾表达过，孩子进行艺术创作或者游戏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物质世界、超越现有的伦理架构的一种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恰恰就是人本身——我认为美育的过程其实就是抵达人的过程，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胡斐：
特别感谢李杰老师，每一次听李杰老师说跟孩子有关的故事就特别感动，也特别有趣，孩子们的创造力真的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资料来源：
①《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2019年上线），讲述了战地记者出身的周轶君兼任导演和主持人，一集走访一个国家，分别是日本、芬兰、印度、英国和以色列，最后回到中国，探寻教育的传统和未来。
②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德语：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③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教育家。
④ Cas Holman，美国玩具设计师，致力于让孩子们进行创造，决定自己的玩具。
⑤ 傅雷（1908-1966），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艺术评论家。
⑥ 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尔（德语：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1782－1852），德国教育家，被公认为是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几个教育家之一，现代学前教育的鼻祖。
⑦ 维也纳分离派（德语 : Wiener Sezession ，英语：Vienna Secession），又译新艺术派，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又译艺术革新派）在奥地利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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