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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F青年艺术家系列 | 梁雷:路过“千山万水”,重建“精神家园”




潇洒简远,天真幽淡。一代巨匠黄宾虹,在平、圆、留、重、变的富于多变的绘画笔法中,直指内心,追寻中国山水中的哲学意趣和境界。

音符跳跃灵动,声音线条呼吸起伏。受到黄宾虹“指引”的音乐作曲家梁雷,用丰富而多层级的音乐结构,以音为“笔”,以声为“墨”,构建了一幅“中国山水”。

梁雷凭借代表作《千山万水》,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两百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被誉为“作曲诺贝尔奖”的路易维尔大学格文美尔2021年度作曲奖。藉此,梁雷成为继谭盾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裔作曲家。今年,梁雷获颁美国艺术文学科学院作曲奖。

梁雷获得格文美尔2021年度作曲奖

梁雷身上似乎有很多看起来充满“矛盾”,却能自洽共存的身份标签:

他既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音乐教授,同时,也在加州电信和信息技术中心高通研究所(Qualcomm Institute)中组建团队开展研究项目,在大家眼中南辕北辙的艺术与科学,在他的作品中却成为了一对“密友”;他17岁出国,目前任教于加州圣地亚哥分校,在西方文化的包围中,他却醉心于用声音和想象去聆听和追寻中国艺术巨匠黄宾虹所传达的潜藏于“中国山水”中的传统中国美学;他热爱读书,敬仰知识的力量,还曾将“抄书”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但是却说,热爱知识的原因是意识到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告诉我们,何为“精神家园”以及如何建立“精神家园”。

音乐该如何表现绘画中的“中国山水”?艺术与科学是如何实现在跨界中彼此“兼容”的?何为“精神家园”、如何去寻找和建立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带着这些问题,BCAF与梁雷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从语言和文字中的“千山万水”,一起进入他音乐世界中的《千山万水》。



跨过“千山万水”的寻“家”之旅

梁雷斩获路易维尔大学格文美尔2021年度作曲奖的作品《千山万水》, 由《千山》与《万水》两个大部分共15个段落组成。这首时长约35分钟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其篇幅在同类体裁的现代音乐文献中是极其罕见的。



梁雷在获奖后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中,反复提及对“精神家园”的重建以及大师黄宾虹对他的创作所产生巨大影响。他曾在《波士顿环球报》对他的采访中提到:“我对黄宾虹的绘画与著述中展示出的真谛着迷,他在我的心目中如同一根蜡烛,他是引导我研究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伴侣。”

而我们对话,也从寻“家”之旅开始。
(下文中,BCAF简称 B;梁雷简称 LEI。)



B:您当初为什么会构思创作《千山万水》这个作品?灵感来自于哪里?

LEI:《千山万水》的灵感来源是我17岁离开中国,身在美国以来,始终在寻找“家园”的一个梦想。因为离开了中国以后,我有强烈的欲望,想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这个家不是平时我们讨论的“家庭”、“家国”这样的观念,而是指“精神的家园”。

B:您在很多访谈中,都提到过“精神家园”的概念,我们该如何理解您所说的这个“精神家园”?

LEI:“精神家园”是要靠自己去建造的。

我自己来到美国后,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经历发生在当我读中学时,住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那时我常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图书馆。面对着极其庞大的知识数量,那一瞬间,我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我逐渐开始和这些书打交道,沉浸于学习中,甚至手抄了不少书。

这些经历是我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的开始。因为我意识到,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什么。我们需要把所有我们获取到的知识进行选择,逐步累积起来,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2011年梁雷与读者见面 

B:相信很多离开自己曾经生活故土的人都必然经历一种精神上的“找寻”过程。您出国后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否经历过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它对您建造“精神家园”有什么样的影响?

LEI: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人的迁徙,仿佛是一种历史的时差——与其说是遇见西方文化给我带来culture shock,不如说是重新遇见中国文化,给我带来了一种震惊。

我最重要的恩师是哈佛大学民族音乐学家赵如兰教授(赵元任先生的长女),我印象中,在第一次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就经历了刚刚提到的对我自己曾熟悉的中国文化的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

中国传统文化在她身上留下了一种非常温润、醇厚与柔软的气质,这是特别感动我的。我曾在她家住了八年,那段时间正是我有很多人生思考的时候。赵如兰教授家有一种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包括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独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份中很深厚、高雅的气质。我常在饭桌上听前辈们聊天,无形中改变了内心。于我而言,最幸运的是能近距离和赵教授这样的人接触。我常说,我的博士不仅是在哈佛大学读的,其实更是在赵教授家读的。

B:在您重新遇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历中,黄宾虹先生是否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LEI:黄宾虹先生(1865-1955) 是我寻找、建造“精神家园”过程中的一盏明灯。我一直认为他是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最深刻的精神、最能够跨越时空的艺术家和思想家。

我学习黄宾虹先生很多年了。从大学本科开始,我对他的著述就很感兴趣。其实很多像他一样的大家,可能在身后很多年才会被更多人认可和看到他的艺术价值。所谓“论画,必其人五十年后”,他在世的时候,可能就几个人,比如傅雷先生这样的人能真正意识到他的重要性。黄先生是个非常勤勉的学者。2019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黄宾虹文集全编》,共7册,200余万字,我一直在学习。


黄宾虹山水册页 

B:黄宾虹先生的艺术美学标准是否对《千山万水》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LEI:我的这个作品(《千山万水》)酝酿了很多年,从大学本科就在开始做准备工作了。所以它其实一直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我的心中,通过多年的积累,最终将它形成一部作品。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一部好的作品,我认为既要在观念上有新的开拓,同时在音乐材料和作曲技术上也要有新的突破。只有当这三方面都具备了,才能称得上是一件“好作品”。

以黄宾虹先生为例,从绘画方面来讲,我觉得他的艺术创作是把这几项都做到了,包括他深刻的美学思想;他对水法、墨法、笔法、皴法、点法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整合,对作画材料的实验;以及他对画学的深入研究。可见要想把这三点都做到的话,确非易事。


艺术与科学的“友情”

写作《千山万水》时,梁雷有两个职业身份:一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音乐教授,同时他也是加州电信和信息技术中心高通研究院(Qualcomm Institute)的驻地作曲家——也是第一位该研究院的驻院研究艺术家。

在这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里,梁雷和科学家们探究如何通过将音乐与先进科学技术结合,来保护和重构珍贵的文化遗产。比如,梁雷主持的“黄宾虹山水册页多媒体研究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他还会与气候研究者、海洋专家等保持密切联系,在海底收集北冰洋冰层碰撞、移动、摩擦及海底生物等许多声音,将其作为元素注入作品之中。

B:提到您对黄宾虹先生的研究,就不得不提到您的双重职业身份。

LEI: 在创作上,我常常受到黄先生思想的鼓舞,但是真正改变了我的思路的,是来自我现在所任教的加州大学的高通研究所。这是一个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不属于任何学院,是一个独立研究所。在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科学家。虽然我在音乐系任教,但我却更喜欢到这个研究所去工作,因为特别有趣,常能有新视角。


梁雷在高通研究所的工作环境  

比如进入我的二楼办公室之前,要路过一个机器人动物园,然后在我的办公室周围是3D打印中心、无人驾驶飞机实验室、Visualization实验室等。在这个环境中,我感觉拥有了最向往的大学学习环境——对我来说,不仅是来任教,更是来学习的。这里为我提供了一个让我可以真正一辈子学习的地方。

过去在音乐学院里,我们也是鼓励内部要跨部门合作,比如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合作;以及与相关学科,如音乐与舞蹈、美术、诗歌、电影等合作。但这些学科都早已有内在关联。

但是和科学家的合作,是21世纪的事情,因为这是近些年来,在不同学科突飞猛进的发展推动下,艺术才终于有了与科学家在跨界领域深入“合作”的可能。

B:在大家的观念中,好像科学和艺术之间是南辕北辙的两个领域,您在高通研究所的项目中,需要和多个领域的科学家合作,跨学科合作中是如何实现“沟通无障碍”的?

LEI:学科之间的语言障碍是一定会存在的。合作中,如果我们只能谈我们音乐的学科语言,科学家只使用他们领域的专业术语,那双方是不可能真正交流的。

要想突破跨领域交流中语言上的隔阂,就得下功夫去学习、磨合,创造一个更高层次的、真正可以用来交流的新的语言。


梁雷与研究团队准备对黄宾虹真迹进行扫描 

大学校园为我们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土壤,我们可以在这里不断的汲取营养。我虽然对某些音乐创作体裁已积累了经验,但是在这个环境中,最让我开心的是又真正体会到了做学生的喜悦。我给自己规定:不要在这个科学研究中心做我过去能够做的艺术作品。

这个自我约定也影响着我和科学家的交流。首先我需要了解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会去听他们的讲座、去他们的实验室观摩学习、跟他们谈话等。我和合作的科学家比如工程学院的Falko Kuester教授等人常一起在实验室外喝咖啡。一开始交流确实不容易,但是交流是一种语言的磨合——不是说我用他的语言,或者他用我的语言,而是我们一起创造一种双方都能听懂的语言。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能够互相理解的方式。那一瞬间,等于我们开始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方法,也开启了我们全新的合作。


以音为“笔”,以声为“墨”,构建更好世界

B: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科学技术如何创造了一种新的欣赏音乐的角度的呢?

LEI:这个问题可以从“看一幅画”来解释,我们该怎么去看一幅画呢?

著名收藏家曹仲英先生(1929-2011)一直支持我的研究,他曾将黄宾虹先生的真迹借给我们团队进行分析。以看这幅真迹为例,比如现在我们用科技方法可以用高像素扫描、用特定的强X射线等,从画上采集光谱进行分析。通过扫描,不大的山水册页可以变成1600幅画,然后重新拼贴,放到32个大屏幕上进行组合,最后在巨大的屏幕上去看这幅画。这时,我们能够看到的细节,甚至包括中国宣纸上的纤维、水墨中掺合的胶质留下的痕迹等。通过这样的“观看”,你能感觉到这个画是“活”的。


梁雷的工作环境 

B:可以说它改变了我们看画的方式。

LEI:中国的水、墨、纸之间有一种神奇的互动关系。过去我们看山水画,会觉得看真迹就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但现在我们用科技的方式,首先能看到过去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接下来能够像跟随一个无人驾驶飞机的视角进行观看,这时候山水画册页仿佛变成了真正的山水。观众可以用电子控制器直接“飞”到画面里面去。这是看画的一种新的方式。

从看画到听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音乐上,我想把黄宾虹先生的作画的方式、技法以及思想,转变成音乐的方式、方法和思想去传达。很多人已经尝试用音乐去表达绘画作品中的情绪,或者对画面的印象,这是多年大家都在做的事。但是要把绘画的具体技术转变成音乐的技术来用听觉呈现,至少在现在来讲,还是比较难。

我带了一个跨学科团队,在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的梦想就是通过现在所掌握的科技,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声音的“画笔”,用音响来作画。

我们可以用科技的办法“听到”画面的声音。比如,通过对画面进行分析,我们解析、采集到画面上有机物和化学成分的光谱,有了这些信号数据以后,我们可以将这些光谱转变成声音过滤器。这样一种转变,使得我们能够直接“听到”画面上不同原料的声音,所以能够真正“听”得到画面。

B:跨领域的实验,想必对于团队成员的专业方向有很多元的需求。

LEI:科学可以将艺术细分到不同的欣赏角度:成分、美学、材料、情感等。因此,我们团队也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一起协同工作,对同一个客体进行多方位互动。我是团队的PI带头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项目负责人),团队成员有工程学家、机器人技术专家、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学专家、声音设计师、软件设计师等各个领域的专家。恰恰是这种既开放,又紧密关联的形式,让我们团队非常有机,不仅跨学科,而且能突破学科界限。这也是我创作《千山万水》的一个基础。

B:您能详细地介绍一下与科学家伙伴具体是如何合作创造一个艺术作品的吗?

LEI:我们做作品大致分为三阶段。

阶段一:一开始集中在用视觉艺术创造一种新的对过去山水画的体验。科技让我们不再是仅仅“看”山水,而是有了一种能“进入”山水的体验,这与过去欣赏画作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梁雷正在进行黄宾虹项目研究 

阶段二:对材料进行重新组合、转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把科技、电子、软件设计师做的各种各样的音轨工程文件作为“原料”,转换成能在传统乐器,比如钢琴上演奏出来的音乐。

比如,因为中国山水画和石头分不开,当时我们采集了石头的声音。很多人听到波浪击打石头的声音的时候,总会勾起一些很美好的感受。

为什么石头发出的声音会给我们以不同的体会?这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对石头声音进行分析声谱分析,发现石头里有很多奇妙的“和声”,非常好听。我们从石头录音里分析采集了上百个不同的和弦,把这个作为交响乐曲的和声基础。

现在,我们团队中还有人在分析植物的声音,用“电波”传达生命韵律。

其实这些实验只是为这个研究领域打开了一扇门,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阶段三:把前两个阶段做的实验,转换为交响乐。

但是对我而言,在创作《千山万水》这个作品的时候,有很多人文问题、精神问题。重建我的“精神家园”过程中,通过书籍、文字、以及对画面上一笔一墨的关注,都成了影响我的精神和文化家园的非常重要的体验和资源。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可以说是把我对“家园”的体验、认识和情感都放进去了。那时候就不只是科技问题了,而是人的问题了。


艺术请回答


梁雷在作品中,也时常表达了他对很多社会议题的思考。比如,在《千山万水》获奖时,梁雷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艺术不仅能传达保护山水的理念,也要通过创作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遗产,让音乐助力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采访中,我们也对艺术与观点表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B:您的作品中,除了对美学和哲学方面的思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然”。您认为“精神家园重建”与“自然”是什么样的关系?

LEI:这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现在大家通过环保终于都有这个意识了,其实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哲学中,儒家的、道家的,都有对人和自然平衡的深刻的认识。


小提琴家林昭亮、打击乐家林喆在香港首演梁雷的作品

当然,现在全球面临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难题。一方面,对于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了很多全新的理解、技术和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创作这个作品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很多问题:不仅我们的文化家园、精神家园,还有我们的自然环境家园,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实都在经历一个被破坏的过程,而且都在等待我们去重建。

对于全人类而言,这几种挑战是平行的,是我们同时都在面临的、也是同等重要的危机。

B:近两年,比较重要的与人类生存环境有关的不得不提到新冠疫情。您对此是否有什么思考呢?

LEI:首先是整个改变了我工作的状态。之前所有的项目都不能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也不能和朋友们面对面交谈和聊天,音乐活动(包括首演等)大多被取消。但是我们团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比如期间我们主要做的是北冰洋的研究项目,我们团队中工程师、海洋学家和电子声音工程师的每个礼拜或者每两个礼拜的网上“聚会”。

这次的疫情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虽然目前创作中没有直接和疫情相关的作品,但是有一点我注意到的就是,疫情一方面使我们更孤立(大家都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有时候很长时间不能出去和人见面),但同时在共同面对这种全人类的困境的时候,不知不觉却把我们拉得更近了,比如我和家人、我的合作者,还有我的学生们的交流更多、更深入了。物理距离变远,但是心理距离更近了。这也让我们从这一点开始进一步关注人与人之间更真实的交流。

B:您的朋友曾称您为“人道主义者”,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您的很多作品其实通过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去思考当下的很多的重要议题。您是如何理解艺术创作与社会议题/观点主张之间关系的?

LEI: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政治环境、商业环境以及学术环境中。艺术的创作确实会与社会、宗教、经济、哲学、文化、科学等等意识形态有着解不开的关联,比如我的作品里常探讨的环保议题、美国枪支暴力、移民、社会正义等问题等。艺术跟什么都有关,但是艺术跟什么都无关。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么多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艺术还能保持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艺术家需要去面对这些外在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去表达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艺术准则。这也是艺术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意义。

B:在这么多年的找寻和积累中,您现在找到了/建立起了您想回归的那个精神家园吗?

LEI: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诶。我觉得我还在做,我前面说的用声音、文字、图片、笔墨、思想和科技能让我们创造一个可能更美好的家园,而且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家园。尤其现在,我觉得在各方面我们都意识到了我们的文化家园和自然环境家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所以我们更需要去重建,而且是迫在眉睫的。

B:听您的描述,我理解所谓去创造一个家园,好像不仅在于一个“目的”,更在于这个过程本身。感觉这个“家园”本就是一个过程性的经历。

LEI: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我们做的只是一件小事,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只是一滴水而已,但是像黄先生这样即使在目盲的时候,还能够创造山水的精神,对我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力量源泉。


2011年,梁雷在台北与观众见面

B:获得大奖的肯定,是否也为您提供了一种持续的力量?

LEI:很感谢大奖对我的努力做出的肯定,但每次想起给我指引的这些大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成就真的很渺小,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黄先生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1954年12月,先生89周岁时)写的日记里,特别提到艺术和科学的这个结合。他写道,“诗文书画,无非一致,哲学合综,是能广大,科学分析,曲尽精微。”可见老先生在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预见,我觉得我们团队恰恰是正在实现他当时的一些设想。但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也因为做了这件事情,打开了很多跨学科研究的契机,开始了很多有意义的项目,包括对珊瑚礁、北冰洋,还有对地壳和大气层的研究。

我们这个多领域、跨学科的科学家团队,还有一系列想做和期待完成的事情。这些项目都是需要花上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能急功近利,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是为一个短期的结果而工作,而是因为觉得这个项目有更深的值得发掘的东西,所以才聚在一起,才有这种工作的喜悦。所以我们很有耐心,继续一步一步做吧。


· 艺术家简介 ·



梁雷近年获得多项世界重要奖项,包括美国罗马学院颁发的“罗马奖”、古根海姆奖、谢尔盖·库萨维茨基音乐基金奖、美国国家艺术基金奖,以及纽约创造基金奖等。他的萨克斯风与交响乐队作品《潇湘》获2015年普利策作曲奖最终提名。2020年,他的交响乐队作品《千山万水》获得国际作曲最高奖——格文美尔大奖。

梁雷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杰出教授”,并受聘于美国加州高通研究所担任研究艺术家。他的黄宾虹山水册页多媒体研究项目通过将音乐与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来保护与重构珍贵文化遗产。2018年,梁雷成为高通研究所首任艺术家。梁雷最近的歌剧作品还涉及美国的枪支和暴力的社会问题等。同时,他与科学家合作,通过对珊瑚礁以及北冰洋的海洋研究,带领音乐团队参与环境保护。

梁雷曾被聘任为哈佛大学院士协会青年院士,并被世界经济论坛命名为“全球青年领袖”。2018年,他受周文中先生委托,担任成立于星海音乐学院的“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及艺术总监。





采访/撰稿  徐沛
图/ 文中的图片素材均由艺术家梁雷本人提供并惠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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