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BCAF美育系列专访
「美育」，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文知识培训，而是关乎精神健康、独立人格、感知力与同理心的存在。良性的美育氛围可以养护我们生命质量的充实度，塑成更为人性的社会环境。
当前持续动荡时代中，心身健康问题愈发普遍。不同的情况背后有着内在的相似性：有关个体、家庭、社会层面的问题，人们需要真实的感受和理解。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相信美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与精神普适性，有助于我们梳理现况、建设完善日常的生活。
2024年，BCAF联合媒体《栩栩多多》发起「美育系列」专访，探讨人文、自然、真实的美，与大家分享。本期专访对象为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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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庆
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及明清禅宗史。近年来较为关注佛教现代化转型问题以及佛学通识教育与禅宗艺术的公众普及与推广。2023年，在看理想APP上开设音频节目《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
BCAF：
您的童年环境是怎样的？
成庆：
我早期的成长过程其实都与阅读有关。
我的家庭环境比较简单。我是湖北人，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幼儿园老师，从小基本都住在幼儿园家属院或者政府大院里。因为和不少幼教老师们生活在一起，她们都很有素养，所以文化方面的熏陶就多些，阅读资源也特别丰富。我识字比较早，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翻阅家里各种小说，虽然很多都不认识，但也能慢慢一页页地读。
小学时武侠小说开始流行，五年级前我几乎把金庸的大部分小说都看完了。到初中那会刚好家人认识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我常去借阅一些小说和文学期刊，当时的很多文学杂志像《芙蓉》、《十月》、《当代》以及《中篇小说选刊》等我都会去读，还有就是反映知青生活的书，比如张贤亮、阎连科及梁晓声等人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伤痕文学”。
虽然我读书内容比较“早熟”，但在学校里的课程则是磕磕绊绊。即便一努力成绩也会不错，但一旦兴趣在课外阅读，名次就会往下掉了。我对于成绩的好坏没有太大感觉，更关注自己的直觉，当时之所以喜欢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其实是对某种我不熟悉的生活体验感兴趣，也想要了解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
高二时，我无意中读到何怀宏老师写的一本介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小册子——《生命的沉思》，这本书给了我很大触动，尤其是那种对于生命意义的真挚思考，似乎突然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尽管在文理分科时还是随大流选了理科，大学专业也读的是工科，可我还是会接触大量不同的学科，比如哲学、政治学、美学、经济学等都有涉猎，我还在校内组织了一个读书社团，自己写文章，办报纸。
大学我是在武汉念的，每个周日我都会一个人坐车到三联书店呆个半天，然后买一些书。还有当时武汉的武胜路是进口CD和磁带的分散地，也就是在那里我开始接触欧美摇滚乐，比如披头士Beatles、恐怖海峡Dire Straits、斯汀sting、U2等，还有美国的乡村民谣以及我很喜欢的古典音乐。
如果说高中前还主要是依赖阅读来获得对世界的了解，在大学阶段我则通过影音媒介对西方的古典以及现代流行文化有了非常广泛地接触。
大学毕业后，我在湖北的电信公司工作了两年，后来又到了上海在一家金融类报社做财经编辑。但事实上我很不适应那种陆家嘴式的“精英生活氛围”，那种生活实在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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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ng（生于1951年10月2日），英国男歌手、音乐家、歌曲作者和演员，图片来源：网络
BCAF：
我比较熟悉金融圈子，常有朋友讲他实际生活的并不开心，可为什么还要一直做就是因为起码收入上还算比较多的，这样也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服自己。但在疫情后我们忽然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行业赚钱的空间少了许多，这种不安感就在不断地增加，所以开始要思考了。
成庆：
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很快就辞职了。
那之后我选择去华东师大读历史学研究生，遇到了许多充满思想力量的老师和朋友。除了学习之外我也重新拾起了早年的爱好，就是古典音乐，因为某些精神层面的疑惑我无法在学术研究中得到满足，只能在艺术的世界里寻找。那时我常常会在深夜一边赶稿，一边戴耳机聆听一些本早已熟悉的西方古典音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古典音乐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除了旋律表面的感官愉悦以外能够体会到其内层的部分，我明白这属于人类精神议题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可我还是有不少困惑，其中最主要的是我感到现代的学院系统其实并不关心“人生意义”问题，这显然与我当初放弃职场再次进入学校读书的初衷并不一致。
后来我有机会又前往了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访学，在那里我聆听了大量的古典音乐会，演奏内容涉及巴洛克时期、早期的圣咏乃至古典时代的作品。当时我还统计了一下听过的正式音乐会就有46场之多，这其中就有大量的巴赫作品。之所以对巴赫这么有兴趣，是因为之前在一次由上海音乐学院丁芷诺老师指挥的巴赫室内音乐会上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这次音乐会也让我对精神体验内涵的探索有了更大动力。
不过在波士顿的时间并没有复现那种体验，我不能理解其中的根本原因，这其实使我在访学的最后阶段充满了很大的挫折感，因此本来是两年的访学计划提前一年就回国了，感觉在美国我无法寻找到精神上的答案。
回国后不久我就陷入在比较低迷的精神状态里。这时我接触到了佛教的禅修方法开始尝试，没想到很快就有了一些体会开启了自我认知的另外一个角度，顺带也解决了我持续很长时间的心理抑郁问题。从那以后，我开始密集地学习佛学理论与相关的修行方法。
其实在“晚点LatePost”的采访里我就谈过禅修的问题：佛教的精神体验方式其实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先使人身心安定，之后用这样的状态来观察我们意识的运作。因此禅修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方法，只是对我们的“心”去作认知与了解，但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这种理论与实践兼具的方式非常吸引我，虽然艺术的审美体验依然有很大吸引力，但往往难以预料，更像是一场长途跋涉中的偶遇。
对我而言，艺术的审美体验与禅修体验都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正是这些体验使我开始反思过去那种以纯粹理性知识为路径的学习方向，更让我对现代学术体系下的分科方式产生深深地质疑，我模糊地感觉到，那种探索方式并不足以让我获得关于世界的答案。
02
BCAF：
我最近在看中国乡村的资料，您知不知道现在乡村孩子手机成瘾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留守儿童。城市里可能家长管得稍微严格，只能说比起来好像程度会轻一点。
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手机这个物品我们不可能将它禁用了，因为现在几乎是人人需要的工具。我是在思考，我们做美育也好，生命教育也好，到底对解决这些问题有没有帮助？
成庆：
当然有帮助。过去有很多公益项目会把乡村的孩子带到上海等大都市，希望能让他们见一下大都市的景象，但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不要带这些孩子来，因为一旦他们看过后可又感觉自己注定无法过上这种都市生活，反而会形成一种挫折感。我觉得这类观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思考误区，那就是大家会认为现代文明的价值标准只有一种。
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这四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普遍是一个出走的心态。要不断地出走，离开家乡，离开中国，走向一个更为现代化的世界。我是七十年代出生在县城的，对于我们而言当时外面的世界其实是有那么几重结构，最高的一层当然就是西方世界。你想想如果要求一个内地乡村孩子以这些为标准的话，或许先要进入县城，再从县城进入地级市或是省会，然后再到沿海大都市或许才能有机会去到国外。
但现在你会发觉很多人开始讨论返乡的议题，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返乡很难，我们都是回不去的一代；另外一种则是已经真正踏上返乡之路的人，就像瓦依那的岜農那样，他们回到乡村但也会偶尔进入城市，有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其实四十多年来这个社会营建着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幻梦时代，我们就一直这么往前追逐。到了今天这四十多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出走浪潮已到了顶点，接下来就是大家要开始思考到底怎么办好？
手机所带来的成瘾性问题其实是让人忽略身边的生活，而试图进入一个可能永远不属于他的世界。我们沉溺在光怪陆离的手机世界中，当然很容易就满足了好奇心以及感官层面的愉悦，会不由自主地去追逐那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结果往往是空虚的，又必须要靠不断地进入虚拟世界来填补这种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的空虚感。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包括中年人和老年人，手机成瘾性非常普遍。比如老年人，过去一般人的养老生活可能是带带孩子、打打麻将、遛个弯儿、聊聊天。可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很多老年人一天到晚都在刷视频，也不出门活动了，迷恋于网络购物和社交媒体，你会发现他们甚至与现实生活也开始疏离。
其实那种平时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生命是有矫正调节作用的，会让我们不断回到现实。如果长期沉溺在虚拟世界的信息海洋，再回到现实生活时我们往往都是不适应的。
例如在现实生活里当我们真实面对一件事的时候，对于身体姿态乃至说话方式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量，也正因为如此才让很多人会觉得现实生活很累，因为需要动用全部的生命力量。可问题是，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经验，人的身心就会出现不平衡的问题，就像刚才讲的孩子手机成瘾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乃至最终连自己的身心都忽略，就会慢慢失去生命的温度。
之前我听一位从事幼儿教育的朋友分享，她说现在很多孩子有个说法叫作“二次元浓度”，也就是对二次元的着迷程度，比如二次元浓度如果有80%，那就证明这个人对现实的亲近度只有20%了，如果长期脱离现实经验的话一个人就会对任何真实世界中的活动不感兴趣。那位朋友举了一个例子，说她碰到一位小女生学习成绩本身不错，也是个二次元的狂热粉丝，她对于任何生活中的活动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否定。要解决这类问题我感觉也不能一味禁止，而是要采用替代性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各种能提供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验的方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真真切切的美好和快乐。
过去经济成长的时候，我们常常盯着一个人看他是不是“成功”，而没有去问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到底快不快乐，能不能追求到一种真正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标准常常建立在缺乏反思与抉择的基础上，那就可能只是他人的幸福标准，而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
我在日本旅游时会发现很多乡村中都有一些小型的公共空间，里面陈设着当地人的手工创作。如果依照创作水平的普遍标准，那些作品当然显得相对粗糙，但在他们乡土的生活中这些创作其实是和日常生活有联系的，自然也就会充满着意义感。
而且，就算是一辈子都生活在乡土的人，也能创作出极其伟大的作品。
比如我曾经参访过位于鸟取县赤碕町的盐谷定好纪念馆，他是二十世纪非常伟大的日本摄影家，他终生都生活在这个日本海边的小镇，用镜头去捕捉山阴地区的乡土风情，却成为世界级的摄影家。因此谁说一定要在都市中才能感受到世界的丰富多彩？
当时盐谷定好的孙子就带着我参观纪念馆，而且特别告诉我，他爷爷经常坐在窗边的藤椅上，静静地望着屋外的日本海，一坐就是很久。
看上去如此单调的生活，却也能孕育出静谧而有力量的作品。
对于今天的中国乡村而言，这几十年内大量的人口外流从表面上讲是经济问题，但深层原因是旧的乡村生活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生活意义感还没能建立。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不仅在家乡可能赚不到钱，更为关键的是乡村社会的文化有机性也已经丧失，让他们找不到理由留在家乡。
不管多小的一个共同体都应该以文化为核心再慢慢地展开，但是这一波经济发展将乡村的文化有机性完全瓦解，所以我们只有物质意义上的活着，没有了更丰富的“生命意义”作为支撑。在未来这或许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需求，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也开始鼓励乡村文化建设，可惜目前还没有太多适合的人能让这种政策真正落实。
对于乡土文化，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完全不了解。我记得小时候也会有介绍乡土知识、文化的教材，但很明显，无论老师和同学们都并不重视，以至于我大都是离开家乡多年后才有机会慢慢了解自己的家乡。例如曾经上海大学研究漆艺的金晖教授告诉我，他在日本参访“輪島塗”（轮岛漆）的一家漆坊里，看到许多标注为毛坝的生漆桶，而“毛坝”其实就是我从小熟悉的家乡地名，可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本地的漆筷有名，从未有人带着我们去了解这些在地化的特产与文化，这使得我们在文化、情感上就缺乏与乡土的深层连接。所以现在或许需要的就是这类在地性的教育，使我们重新建立起与乡土的联系，也就是要从离开乡村、离开县城回到关注乡土、关注在地性。
如果从一个人的生命角度来讲，那就是要回到当下的时空环境，让我们的身心开始重新回到当下，回到生活中去，从而不再像过去几十年的时代潮流那样——永远生活在别处。大部分人其实也很难承受环境的快速变动，大时代的风潮永远只会成就少数的弄潮儿，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想要慢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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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谷定好的故居，图片来源：成庆摄
这个世界就如此地摆在我们面前，是否能感受到其深处的真实，与我们的感受力、认知有关，实现创造的技术越简单，对个人的审美感受也会要求越高，所以我会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一个人如何提升自己的感受力。我甚至想到，烹饪同样也算是艺术创作。无论食材的属性搭配，烹制如何到位，一桌菜品要如何呼应互补，以及摆盘的视觉呈现，同样是一门艺术。有时我们会被一些传统的视角限制，忘记了在生活中展现无尽的可能性。
今天可能真的需要颠覆掉过去对艺术的很多认知。包括背后那套对艺术形式的狭隘定义，以及由此形成的艺术等级论，还有艺术与资本结构性关系的假设。好像一切都是“等我有钱了才可以”——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要受到非常优秀的训练，然后读一个艺术类中学，再进入到最好的音乐学院或者美术设计学院。这些其实都属于对艺术非常刻板的理解，而一旦我们这样认知，就已经愈发远离艺术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往往会对所谓的精英艺术自然远离。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也等同于流俗、庸俗，而是我们能够不扭曲地去感受世界，这才是“美”的平等性和普遍性。
03
BCAF：
现在有部分人会将生活中的困难主要归咎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客观讲，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选择，所以如果一切都归咎在这里的话，我们活着的意义或是努力的结果，好像也都已经在那儿了。
您会觉得“原生家庭”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么？
成庆：
五四运动时提出“走出家庭”，用现代的术语转换大概五四前很多家庭就属于现代意义的原生家庭吧，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文化运动的“走出家庭”或许就算是一种解决原生家庭的方案。但是今天都市里的年轻人从形式上看他们当然算是走出了家庭，至少拥有比过去更大的个人自由。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在新的都市多元氛围中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走出家庭以后要怎么办？
我在网上常看到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有人觉得家庭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束缚而已，但到了某些场合或者境遇中他们又会觉得家庭才是唯一的港湾，想要回归。这一代年轻人当然会反思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父母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干涉，以及对人生道路的控制冲动，但是当他们想要寻求一种正向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时，又发觉很难寻找到。
比如现在的离婚率普遍很高，大部分人对亲密关系如何处理其实是不了解甚至陌生的。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恋爱、婚姻关系，而且还包括同事、朋友、家人等等。
现今对原生家庭负面影响的放大化源自于社会关系背后的价值观过于单一，例如很多人都很讨厌单位体制的关系结构，觉得公司里充斥的无非就是冷漠和勾心斗角，即便现实并不一定如此但大家还是会被引导向这种怀疑情绪里。
所以现在是一个关系非常脆弱的时代。而当人在社会上找不到所需的感情寄托时大多便会回到家庭，可是又发觉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相差太大，很难真正地回归。现在很多人过年回家往往是既埋怨又期待，一方面觉得被父母啰嗦、被催婚，似乎父母总是在干涉他们的生活，但同时有的人又会感受到一种被人关心的温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又有一些差异。
BCAF：
刚说到离婚率，现在离婚率确实很高，我平时观察主要是几种情况：要不就是绝不结婚，要不然就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人”再结婚；或者某一天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结果长期生活后又发现越来越不“合适”，您怎么看？
成庆：
这个问题很难进行普遍化的总结。但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传统婚姻模式主要是依靠以宗族社会为基础的制度性，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伦理的约束。而在现代社会更强调的是双方那种本能情感的推动，或者是相互合营的利益婚姻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当经济发展之后，年轻人更多讨论的是“结合后的家庭成本维持问题”：在一起能不能买得起房子？能不能过上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们发觉在主流媒体或是社交媒体上真的比较少有讨论感情在婚姻关系的作用，而是直接提工资收入、房子等。我们好像都不大谈论两个人在婚姻、恋爱、在这份感情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两个人结合只是因为利益么？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人与人的关系模式。我现在常在短视频上看到那种老电影的剪辑，比如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很多评论都在怀念那个时代的人多纯粹，情感多么质朴。其实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那种真诚的情感关系是向往的，但这种感情需求如今却被“以利益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给完全压制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会批评，认为这种话语是不现实的，例如反问“你难道不考虑有了孩子怎么办么？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我常在想，为什么在过去八十、九十年代的时候这种话语并没有那么明显，或许因为这就是当时默认的社会主流价值，而今天我们要对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进行反思，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那么当下的感情关系则会是非常单一化的，无法满足人更深层的情感需求。
很多年轻人为什么选择不结婚，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今天恋爱、婚姻关系其实是非常空洞的，我们缺乏建立一种饱满、自洽关系模式的意识，而是选择完全屈服于主流的利益价值。可年轻人本来就对那种压榨式的社会体系不满，又怎么会对同构的恋爱婚姻关系有所向往呢？过去的人可能还会把恋爱和婚姻作某种区分，但是到今天，很多年轻人连那种本能的恋爱情感都逐渐失去信心了，因为似乎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谈恋爱都在成为一种“原罪”。
要打破这种以利益为主导的感情叙事模式，可能就要依靠恋爱、婚姻中两人价值观的共识才可以；并且也需要在公共空间不断地进行讨论，而不是默认与迎合这种价值观。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城市相亲角所设置的相亲条件，在过去我们或许还觉得奇怪，但到了今天，想必连年轻人自己都逐渐开始认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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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马人》（1982）剧照，导演谢晋，图片来源：网络
BCAF：
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是，人们在探讨婚姻时考虑的并不是相处问题，而是如果离婚后我的财产怎么办？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婚姻法，目的是为了能在离婚时保全自己的财产。
成庆：
婚姻关系当然很复杂，因为现代社会我们所理解的婚姻都有一定的浪漫化，但在传统社会里大多属于人类自我组织和延续，也就是靠夫妻结合、生育后代来形成更大的宗族群体以满足更具安全感的保障。但现代社会中一些关系带来的保障显得不再必要，比如女性越来越独立并不需要依附于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是否必要就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接触到的年轻人中有不婚不育想法的比例非常大，他们觉得找不到理由进入婚姻，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像日本、欧洲一些低欲望社会，大家对男女关系的需求已经不再积极，因为他们很容易拥有各种替代物。比如二次元文化，日本的很多“御宅族”大都喜欢关注各种偶像，会花一些钱去和偶像握个手、拥抱一下，他们的感情需求也就得到满足了。未来人类可能会通过各种虚拟体验来得到种种意识性的满足，婚姻关系是否还能存在吸引力，这的确是个多重地挑战。
而在中国，过去那种以宗族道德名义或是以家族传承目的建构起来的婚姻关系，到了今天都变得不再绝对和必要。可新的关系内涵年轻人也还没有寻找到，也就是一种对婚姻的新的认同感。
有时候看日本许多影视剧中会把家庭描绘成一个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成长的地方，这其实就是某种真实而正面的叙述方式，能让人们看到双方在一起组成家庭的美好感。可是我们今天流行文化里关于家庭的描述都是两个人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从来无法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这就是价值观的塑造问题。
未来中国或许会进入到一个认知分歧非常大的时代，这也就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生育率低就不仅仅是通常讲的“现代化程度影响了生育意愿”，还有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年轻人感到家庭在提供情感需求方面的功能很弱，导致大家都不愿意结婚生孩子。
因此从婚姻问题出发其实能照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与他人的关系。
许多好的文艺作品都让人感受到：我的存在是因为身边许多人微不足道的付出。正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具体之处反而给予了人一种希望，充满了意义感。可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叙事话语却没有给出太多这样的意义感，似乎都是考上名校、进入大公司、赚大钱等，这些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叙事，而一个人的成功其实背后应该是一群人，那就是围绕在你身边的所有关系。
BCAF：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但我相信这背后很复杂，就是各种综合因素与时间造成的。
成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当然是集体主义结构，也就是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族关系结构。但经过近百年来的各种运动，这些内涵在一步步地被消解。比如我读大学时老乡还是很重要的群体认同，而现在这种认同几乎已经消失。
传统的集体认同模式瓦解后如果没有新的替代认同，就只能以原子化的个人存在，会让我们越来越难看到个体和社会、他人的内在连接。今天流行的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不是那种互相支撑、互相成就的社会关系价值。
如今大多人的自我认知都是“我厉害”，对待他人的心态要么是竞争，要么就是漠视，这其实属于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症候。人们最近在谈论“附近的消失”问题就是如此，并不是说社会的结构崩塌了，而是我们对社会关系的基础认知发生了变化。我们只看到利益化的社会关系模式，而没有看到背后更深的感情维系、信仰认同等方面。
现在的情况都是只要给钱那我就给你提供相应的，如果要想获得更多服务，那就意味你得花更多的钱。有时旅行中我会遇到一些热心的当地生意人，你会发觉在商业服务的关系之外能体会到更为丰富的情感，其实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客人并不只是获取利益的对象，而只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4
BCAF：
说起婚姻问题我就想到现在媒体上只要专家一提关于结婚、生育的建议大家就开始笑了。我会想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再信任学者专家，是不是因为很多学者只是在传播一些知识，他个人的生命状态并没有体现出是良好的，所以这让人无法信服。
也就是一个人不论讲怎样的道理也都只是一个理论，如果他没能真正的活出来、实际去做到他所讲的这些道理，那这种情况下的理论也就变成了一堆被抽离生活的概念。
我认为一个学者至少应该做到知行合一，这样才能有一种人格力量在，才是真实的学术。只是现在的学人、教授大都是割裂的，就显得很虚假大家自然也不信服。不过另一方面人又经常希望能找到一个榜样或者可靠的人物去跟随，您怎么看？
成庆：
不同的人很难给出普遍化的意见，我个人觉得有两个部分可能值得大家关注。
首先我们要把对时间的理解放得更长远一点，比如说要以5年、10年乃至20年的长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命成长道路。如今大家谈论的都是快速变现，全都是所谓的短期目标，可如果要在一个领域里真正能够沉潜下去可能需要很长的时段，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慢下来。
其次，如果我们真的对社会有一种改变的热情和责任感，或许也需要沉得住气，要从身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始实践，而不是想着迅速改变。
现在的网络社会往往会给人一种炫目的错觉，就是一个人只要在媒体平台上成为大V，就可以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事实上真实的改变要从个人具体的生命实践出发，而不仅仅是那种口头的表达，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
我们并不需要成为耀眼的明星。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一点一点的去实践自己能做到的事，那种内在的生命意义反而是踏实和充实的。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只是生活在想象当中——想要被人关注，具有某种影响力，好像只有被人知道这一切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能看清对于时间的焦虑感，对于公共影响力、流量的焦虑感，只是去做每个人生命能够承担的事情其实就已经非常好了。当我们放下那种“自我放大”的妄想时，生命会变得更加自洽。
比如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每年或许能教几百个学生，其实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大影响，但是只要这样认真地去教学，去扮演好教师的角色，不幻想成为舆论明星或意见领袖，我的生命反而变得安定与踏实。社会教育应该是互相点亮、互相温暖，而不是靠一个明星，当他提出一个想法大家就似乎有目标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基本上是一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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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独立性易(1596-1672)书，图片来源：私人藏，化城“明清黄檗宗墨迹展”展品
05
BCAF：
我观察到这个状况，现在因为经济没有以前增长那么快，人们都在讲经济形势不好，说白了就是一些人赚的钱比以前少了，你能感到他们明显的焦虑，每天觉得钱不够了、钱变少了，可留意实际情况后会发现这些人的资产都还很多，但他们就是会产生一种焦虑，并且要把这种焦虑不断传达给周围的每一个人。客观上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钱了，而是认为经济大环境不好了、不发展了，所以一切就要完了。
成庆：
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落差感。
过去我们一直在时代不断进步的氛围里习惯了，会感到那是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社会，就算是一个人不成功也只会归结于个人缺乏运气，不会过于悲观。
而今天明明没有那么糟糕，但那种“不断发展的社会预期”开始面临了挑战，使得即使从物质层面看我们仍然比从前的生活要好很多，却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反而显得悲观。
所以当我们在谈时代的好与坏，从根本上看则是：一个人要如何根据当下的生命境况而做出自己的应对。比如对于个人而言，如果真的没赚到钱，那或许要想的是怎么去应对现实的生活，而不是被那些多余的时代情绪所干扰。
我们现在普遍有一种时代的悲观感，就是刚才讲的，往往是因为过于看重对一个时代的整体判断，似乎我们都是被裹挟在一种大的力量中，只能乘风，而无法逆流。这当然是人一贯的认知模式，但如果要跳脱出来，就还是要回到个人的生命本位上——先要站住，然后再来看你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才能做出明确的选择和判断。即使我们遇到再大的时代潮流也不会为它轻易摆弄，而是知道如何到真正的、有智慧的去面对。
当前持续动荡时代中，心身健康问题愈发普遍。不同的情况背后有着内在的相似性：有关个体、家庭、社会层面的问题，人们需要真实的感受和理解。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相信美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与精神普适性，有助于我们梳理现况、建设完善日常的生活。
2024年，BCAF联合媒体《栩栩多多》发起「美育系列」专访，探讨人文、自然、真实的美，与大家分享。本期专访对象为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
成 庆
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及明清禅宗史。近年来较为关注佛教现代化转型问题以及佛学通识教育与禅宗艺术的公众普及与推广。2023年，在看理想APP上开设音频节目《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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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了解
认知与了解
BCAF：
您的童年环境是怎样的？
成庆：
我早期的成长过程其实都与阅读有关。
我的家庭环境比较简单。我是湖北人，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幼儿园老师，从小基本都住在幼儿园家属院或者政府大院里。因为和不少幼教老师们生活在一起，她们都很有素养，所以文化方面的熏陶就多些，阅读资源也特别丰富。我识字比较早，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翻阅家里各种小说，虽然很多都不认识，但也能慢慢一页页地读。
小学时武侠小说开始流行，五年级前我几乎把金庸的大部分小说都看完了。到初中那会刚好家人认识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我常去借阅一些小说和文学期刊，当时的很多文学杂志像《芙蓉》、《十月》、《当代》以及《中篇小说选刊》等我都会去读，还有就是反映知青生活的书，比如张贤亮、阎连科及梁晓声等人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伤痕文学”。
虽然我读书内容比较“早熟”，但在学校里的课程则是磕磕绊绊。即便一努力成绩也会不错，但一旦兴趣在课外阅读，名次就会往下掉了。我对于成绩的好坏没有太大感觉，更关注自己的直觉，当时之所以喜欢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其实是对某种我不熟悉的生活体验感兴趣，也想要了解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
高二时，我无意中读到何怀宏老师写的一本介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小册子——《生命的沉思》，这本书给了我很大触动，尤其是那种对于生命意义的真挚思考，似乎突然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尽管在文理分科时还是随大流选了理科，大学专业也读的是工科，可我还是会接触大量不同的学科，比如哲学、政治学、美学、经济学等都有涉猎，我还在校内组织了一个读书社团，自己写文章，办报纸。
大学我是在武汉念的，每个周日我都会一个人坐车到三联书店呆个半天，然后买一些书。还有当时武汉的武胜路是进口CD和磁带的分散地，也就是在那里我开始接触欧美摇滚乐，比如披头士Beatles、恐怖海峡Dire Straits、斯汀sting、U2等，还有美国的乡村民谣以及我很喜欢的古典音乐。
如果说高中前还主要是依赖阅读来获得对世界的了解，在大学阶段我则通过影音媒介对西方的古典以及现代流行文化有了非常广泛地接触。
大学毕业后，我在湖北的电信公司工作了两年，后来又到了上海在一家金融类报社做财经编辑。但事实上我很不适应那种陆家嘴式的“精英生活氛围”，那种生活实在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Sting（生于1951年10月2日），英国男歌手、音乐家、歌曲作者和演员，图片来源：网络
BCAF：
我比较熟悉金融圈子，常有朋友讲他实际生活的并不开心，可为什么还要一直做就是因为起码收入上还算比较多的，这样也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服自己。但在疫情后我们忽然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行业赚钱的空间少了许多，这种不安感就在不断地增加，所以开始要思考了。
成庆：
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很快就辞职了。
那之后我选择去华东师大读历史学研究生，遇到了许多充满思想力量的老师和朋友。除了学习之外我也重新拾起了早年的爱好，就是古典音乐，因为某些精神层面的疑惑我无法在学术研究中得到满足，只能在艺术的世界里寻找。那时我常常会在深夜一边赶稿，一边戴耳机聆听一些本早已熟悉的西方古典音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古典音乐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除了旋律表面的感官愉悦以外能够体会到其内层的部分，我明白这属于人类精神议题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可我还是有不少困惑，其中最主要的是我感到现代的学院系统其实并不关心“人生意义”问题，这显然与我当初放弃职场再次进入学校读书的初衷并不一致。
后来我有机会又前往了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访学，在那里我聆听了大量的古典音乐会，演奏内容涉及巴洛克时期、早期的圣咏乃至古典时代的作品。当时我还统计了一下听过的正式音乐会就有46场之多，这其中就有大量的巴赫作品。之所以对巴赫这么有兴趣，是因为之前在一次由上海音乐学院丁芷诺老师指挥的巴赫室内音乐会上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这次音乐会也让我对精神体验内涵的探索有了更大动力。
不过在波士顿的时间并没有复现那种体验，我不能理解其中的根本原因，这其实使我在访学的最后阶段充满了很大的挫折感，因此本来是两年的访学计划提前一年就回国了，感觉在美国我无法寻找到精神上的答案。
回国后不久我就陷入在比较低迷的精神状态里。这时我接触到了佛教的禅修方法开始尝试，没想到很快就有了一些体会开启了自我认知的另外一个角度，顺带也解决了我持续很长时间的心理抑郁问题。从那以后，我开始密集地学习佛学理论与相关的修行方法。
其实在“晚点LatePost”的采访里我就谈过禅修的问题：佛教的精神体验方式其实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先使人身心安定，之后用这样的状态来观察我们意识的运作。因此禅修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方法，只是对我们的“心”去作认知与了解，但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这种理论与实践兼具的方式非常吸引我，虽然艺术的审美体验依然有很大吸引力，但往往难以预料，更像是一场长途跋涉中的偶遇。
对我而言，艺术的审美体验与禅修体验都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正是这些体验使我开始反思过去那种以纯粹理性知识为路径的学习方向，更让我对现代学术体系下的分科方式产生深深地质疑，我模糊地感觉到，那种探索方式并不足以让我获得关于世界的答案。
02
真切的温度
BCAF：
我最近在看中国乡村的资料，您知不知道现在乡村孩子手机成瘾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留守儿童。城市里可能家长管得稍微严格，只能说比起来好像程度会轻一点。
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手机这个物品我们不可能将它禁用了，因为现在几乎是人人需要的工具。我是在思考，我们做美育也好，生命教育也好，到底对解决这些问题有没有帮助？
成庆：
当然有帮助。过去有很多公益项目会把乡村的孩子带到上海等大都市，希望能让他们见一下大都市的景象，但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不要带这些孩子来，因为一旦他们看过后可又感觉自己注定无法过上这种都市生活，反而会形成一种挫折感。我觉得这类观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思考误区，那就是大家会认为现代文明的价值标准只有一种。
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这四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普遍是一个出走的心态。要不断地出走，离开家乡，离开中国，走向一个更为现代化的世界。我是七十年代出生在县城的，对于我们而言当时外面的世界其实是有那么几重结构，最高的一层当然就是西方世界。你想想如果要求一个内地乡村孩子以这些为标准的话，或许先要进入县城，再从县城进入地级市或是省会，然后再到沿海大都市或许才能有机会去到国外。
但现在你会发觉很多人开始讨论返乡的议题，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返乡很难，我们都是回不去的一代；另外一种则是已经真正踏上返乡之路的人，就像瓦依那的岜農那样，他们回到乡村但也会偶尔进入城市，有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其实四十多年来这个社会营建着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幻梦时代，我们就一直这么往前追逐。到了今天这四十多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出走浪潮已到了顶点，接下来就是大家要开始思考到底怎么办好？
手机所带来的成瘾性问题其实是让人忽略身边的生活，而试图进入一个可能永远不属于他的世界。我们沉溺在光怪陆离的手机世界中，当然很容易就满足了好奇心以及感官层面的愉悦，会不由自主地去追逐那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结果往往是空虚的，又必须要靠不断地进入虚拟世界来填补这种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的空虚感。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包括中年人和老年人，手机成瘾性非常普遍。比如老年人，过去一般人的养老生活可能是带带孩子、打打麻将、遛个弯儿、聊聊天。可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很多老年人一天到晚都在刷视频，也不出门活动了，迷恋于网络购物和社交媒体，你会发现他们甚至与现实生活也开始疏离。
其实那种平时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生命是有矫正调节作用的，会让我们不断回到现实。如果长期沉溺在虚拟世界的信息海洋，再回到现实生活时我们往往都是不适应的。
例如在现实生活里当我们真实面对一件事的时候，对于身体姿态乃至说话方式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量，也正因为如此才让很多人会觉得现实生活很累，因为需要动用全部的生命力量。可问题是，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经验，人的身心就会出现不平衡的问题，就像刚才讲的孩子手机成瘾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乃至最终连自己的身心都忽略，就会慢慢失去生命的温度。
之前我听一位从事幼儿教育的朋友分享，她说现在很多孩子有个说法叫作“二次元浓度”，也就是对二次元的着迷程度，比如二次元浓度如果有80%，那就证明这个人对现实的亲近度只有20%了，如果长期脱离现实经验的话一个人就会对任何真实世界中的活动不感兴趣。那位朋友举了一个例子，说她碰到一位小女生学习成绩本身不错，也是个二次元的狂热粉丝，她对于任何生活中的活动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否定。要解决这类问题我感觉也不能一味禁止，而是要采用替代性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各种能提供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验的方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真真切切的美好和快乐。
过去经济成长的时候，我们常常盯着一个人看他是不是“成功”，而没有去问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到底快不快乐，能不能追求到一种真正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标准常常建立在缺乏反思与抉择的基础上，那就可能只是他人的幸福标准，而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
我在日本旅游时会发现很多乡村中都有一些小型的公共空间，里面陈设着当地人的手工创作。如果依照创作水平的普遍标准，那些作品当然显得相对粗糙，但在他们乡土的生活中这些创作其实是和日常生活有联系的，自然也就会充满着意义感。
而且，就算是一辈子都生活在乡土的人，也能创作出极其伟大的作品。
比如我曾经参访过位于鸟取县赤碕町的盐谷定好纪念馆，他是二十世纪非常伟大的日本摄影家，他终生都生活在这个日本海边的小镇，用镜头去捕捉山阴地区的乡土风情，却成为世界级的摄影家。因此谁说一定要在都市中才能感受到世界的丰富多彩？
当时盐谷定好的孙子就带着我参观纪念馆，而且特别告诉我，他爷爷经常坐在窗边的藤椅上，静静地望着屋外的日本海，一坐就是很久。
看上去如此单调的生活，却也能孕育出静谧而有力量的作品。
对于今天的中国乡村而言，这几十年内大量的人口外流从表面上讲是经济问题，但深层原因是旧的乡村生活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生活意义感还没能建立。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不仅在家乡可能赚不到钱，更为关键的是乡村社会的文化有机性也已经丧失，让他们找不到理由留在家乡。
不管多小的一个共同体都应该以文化为核心再慢慢地展开，但是这一波经济发展将乡村的文化有机性完全瓦解，所以我们只有物质意义上的活着，没有了更丰富的“生命意义”作为支撑。在未来这或许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需求，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也开始鼓励乡村文化建设，可惜目前还没有太多适合的人能让这种政策真正落实。
对于乡土文化，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完全不了解。我记得小时候也会有介绍乡土知识、文化的教材，但很明显，无论老师和同学们都并不重视，以至于我大都是离开家乡多年后才有机会慢慢了解自己的家乡。例如曾经上海大学研究漆艺的金晖教授告诉我，他在日本参访“輪島塗”（轮岛漆）的一家漆坊里，看到许多标注为毛坝的生漆桶，而“毛坝”其实就是我从小熟悉的家乡地名，可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本地的漆筷有名，从未有人带着我们去了解这些在地化的特产与文化，这使得我们在文化、情感上就缺乏与乡土的深层连接。所以现在或许需要的就是这类在地性的教育，使我们重新建立起与乡土的联系，也就是要从离开乡村、离开县城回到关注乡土、关注在地性。
如果从一个人的生命角度来讲，那就是要回到当下的时空环境，让我们的身心开始重新回到当下，回到生活中去，从而不再像过去几十年的时代潮流那样——永远生活在别处。大部分人其实也很难承受环境的快速变动，大时代的风潮永远只会成就少数的弄潮儿，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想要慢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原因。
盐谷定好的故居，图片来源：成庆摄
这个世界就如此地摆在我们面前，是否能感受到其深处的真实，与我们的感受力、认知有关，实现创造的技术越简单，对个人的审美感受也会要求越高，所以我会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一个人如何提升自己的感受力。我甚至想到，烹饪同样也算是艺术创作。无论食材的属性搭配，烹制如何到位，一桌菜品要如何呼应互补，以及摆盘的视觉呈现，同样是一门艺术。有时我们会被一些传统的视角限制，忘记了在生活中展现无尽的可能性。
今天可能真的需要颠覆掉过去对艺术的很多认知。包括背后那套对艺术形式的狭隘定义，以及由此形成的艺术等级论，还有艺术与资本结构性关系的假设。好像一切都是“等我有钱了才可以”——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要受到非常优秀的训练，然后读一个艺术类中学，再进入到最好的音乐学院或者美术设计学院。这些其实都属于对艺术非常刻板的理解，而一旦我们这样认知，就已经愈发远离艺术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往往会对所谓的精英艺术自然远离。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也等同于流俗、庸俗，而是我们能够不扭曲地去感受世界，这才是“美”的平等性和普遍性。
03
新的认同感
BCAF：
现在有部分人会将生活中的困难主要归咎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客观讲，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选择，所以如果一切都归咎在这里的话，我们活着的意义或是努力的结果，好像也都已经在那儿了。
您会觉得“原生家庭”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么？
成庆：
五四运动时提出“走出家庭”，用现代的术语转换大概五四前很多家庭就属于现代意义的原生家庭吧，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文化运动的“走出家庭”或许就算是一种解决原生家庭的方案。但是今天都市里的年轻人从形式上看他们当然算是走出了家庭，至少拥有比过去更大的个人自由。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在新的都市多元氛围中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走出家庭以后要怎么办？
我在网上常看到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有人觉得家庭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束缚而已，但到了某些场合或者境遇中他们又会觉得家庭才是唯一的港湾，想要回归。这一代年轻人当然会反思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父母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干涉，以及对人生道路的控制冲动，但是当他们想要寻求一种正向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时，又发觉很难寻找到。
比如现在的离婚率普遍很高，大部分人对亲密关系如何处理其实是不了解甚至陌生的。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恋爱、婚姻关系，而且还包括同事、朋友、家人等等。
现今对原生家庭负面影响的放大化源自于社会关系背后的价值观过于单一，例如很多人都很讨厌单位体制的关系结构，觉得公司里充斥的无非就是冷漠和勾心斗角，即便现实并不一定如此但大家还是会被引导向这种怀疑情绪里。
所以现在是一个关系非常脆弱的时代。而当人在社会上找不到所需的感情寄托时大多便会回到家庭，可是又发觉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相差太大，很难真正地回归。现在很多人过年回家往往是既埋怨又期待，一方面觉得被父母啰嗦、被催婚，似乎父母总是在干涉他们的生活，但同时有的人又会感受到一种被人关心的温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又有一些差异。
BCAF：
刚说到离婚率，现在离婚率确实很高，我平时观察主要是几种情况：要不就是绝不结婚，要不然就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人”再结婚；或者某一天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结果长期生活后又发现越来越不“合适”，您怎么看？
成庆：
这个问题很难进行普遍化的总结。但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传统婚姻模式主要是依靠以宗族社会为基础的制度性，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伦理的约束。而在现代社会更强调的是双方那种本能情感的推动，或者是相互合营的利益婚姻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当经济发展之后，年轻人更多讨论的是“结合后的家庭成本维持问题”：在一起能不能买得起房子？能不能过上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们发觉在主流媒体或是社交媒体上真的比较少有讨论感情在婚姻关系的作用，而是直接提工资收入、房子等。我们好像都不大谈论两个人在婚姻、恋爱、在这份感情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两个人结合只是因为利益么？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人与人的关系模式。我现在常在短视频上看到那种老电影的剪辑，比如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很多评论都在怀念那个时代的人多纯粹，情感多么质朴。其实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那种真诚的情感关系是向往的，但这种感情需求如今却被“以利益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给完全压制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会批评，认为这种话语是不现实的，例如反问“你难道不考虑有了孩子怎么办么？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我常在想，为什么在过去八十、九十年代的时候这种话语并没有那么明显，或许因为这就是当时默认的社会主流价值，而今天我们要对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进行反思，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那么当下的感情关系则会是非常单一化的，无法满足人更深层的情感需求。
很多年轻人为什么选择不结婚，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今天恋爱、婚姻关系其实是非常空洞的，我们缺乏建立一种饱满、自洽关系模式的意识，而是选择完全屈服于主流的利益价值。可年轻人本来就对那种压榨式的社会体系不满，又怎么会对同构的恋爱婚姻关系有所向往呢？过去的人可能还会把恋爱和婚姻作某种区分，但是到今天，很多年轻人连那种本能的恋爱情感都逐渐失去信心了，因为似乎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谈恋爱都在成为一种“原罪”。
要打破这种以利益为主导的感情叙事模式，可能就要依靠恋爱、婚姻中两人价值观的共识才可以；并且也需要在公共空间不断地进行讨论，而不是默认与迎合这种价值观。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城市相亲角所设置的相亲条件，在过去我们或许还觉得奇怪，但到了今天，想必连年轻人自己都逐渐开始认同了。
《牧马人》（1982）剧照，导演谢晋，图片来源：网络BCAF：
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是，人们在探讨婚姻时考虑的并不是相处问题，而是如果离婚后我的财产怎么办？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婚姻法，目的是为了能在离婚时保全自己的财产。
成庆：
婚姻关系当然很复杂，因为现代社会我们所理解的婚姻都有一定的浪漫化，但在传统社会里大多属于人类自我组织和延续，也就是靠夫妻结合、生育后代来形成更大的宗族群体以满足更具安全感的保障。但现代社会中一些关系带来的保障显得不再必要，比如女性越来越独立并不需要依附于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是否必要就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接触到的年轻人中有不婚不育想法的比例非常大，他们觉得找不到理由进入婚姻，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像日本、欧洲一些低欲望社会，大家对男女关系的需求已经不再积极，因为他们很容易拥有各种替代物。比如二次元文化，日本的很多“御宅族”大都喜欢关注各种偶像，会花一些钱去和偶像握个手、拥抱一下，他们的感情需求也就得到满足了。未来人类可能会通过各种虚拟体验来得到种种意识性的满足，婚姻关系是否还能存在吸引力，这的确是个多重地挑战。
而在中国，过去那种以宗族道德名义或是以家族传承目的建构起来的婚姻关系，到了今天都变得不再绝对和必要。可新的关系内涵年轻人也还没有寻找到，也就是一种对婚姻的新的认同感。
有时候看日本许多影视剧中会把家庭描绘成一个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成长的地方，这其实就是某种真实而正面的叙述方式，能让人们看到双方在一起组成家庭的美好感。可是我们今天流行文化里关于家庭的描述都是两个人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从来无法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这就是价值观的塑造问题。
未来中国或许会进入到一个认知分歧非常大的时代，这也就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生育率低就不仅仅是通常讲的“现代化程度影响了生育意愿”，还有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年轻人感到家庭在提供情感需求方面的功能很弱，导致大家都不愿意结婚生孩子。
因此从婚姻问题出发其实能照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与他人的关系。
许多好的文艺作品都让人感受到：我的存在是因为身边许多人微不足道的付出。正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具体之处反而给予了人一种希望，充满了意义感。可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叙事话语却没有给出太多这样的意义感，似乎都是考上名校、进入大公司、赚大钱等，这些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叙事，而一个人的成功其实背后应该是一群人，那就是围绕在你身边的所有关系。
BCAF：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但我相信这背后很复杂，就是各种综合因素与时间造成的。
成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当然是集体主义结构，也就是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族关系结构。但经过近百年来的各种运动，这些内涵在一步步地被消解。比如我读大学时老乡还是很重要的群体认同，而现在这种认同几乎已经消失。
传统的集体认同模式瓦解后如果没有新的替代认同，就只能以原子化的个人存在，会让我们越来越难看到个体和社会、他人的内在连接。今天流行的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不是那种互相支撑、互相成就的社会关系价值。
如今大多人的自我认知都是“我厉害”，对待他人的心态要么是竞争，要么就是漠视，这其实属于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症候。人们最近在谈论“附近的消失”问题就是如此，并不是说社会的结构崩塌了，而是我们对社会关系的基础认知发生了变化。我们只看到利益化的社会关系模式，而没有看到背后更深的感情维系、信仰认同等方面。
现在的情况都是只要给钱那我就给你提供相应的，如果要想获得更多服务，那就意味你得花更多的钱。有时旅行中我会遇到一些热心的当地生意人，你会发觉在商业服务的关系之外能体会到更为丰富的情感，其实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客人并不只是获取利益的对象，而只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4
微不足道之处
BCAF：
说起婚姻问题我就想到现在媒体上只要专家一提关于结婚、生育的建议大家就开始笑了。我会想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再信任学者专家，是不是因为很多学者只是在传播一些知识，他个人的生命状态并没有体现出是良好的，所以这让人无法信服。
也就是一个人不论讲怎样的道理也都只是一个理论，如果他没能真正的活出来、实际去做到他所讲的这些道理，那这种情况下的理论也就变成了一堆被抽离生活的概念。
我认为一个学者至少应该做到知行合一，这样才能有一种人格力量在，才是真实的学术。只是现在的学人、教授大都是割裂的，就显得很虚假大家自然也不信服。不过另一方面人又经常希望能找到一个榜样或者可靠的人物去跟随，您怎么看？
成庆：
不同的人很难给出普遍化的意见，我个人觉得有两个部分可能值得大家关注。
首先我们要把对时间的理解放得更长远一点，比如说要以5年、10年乃至20年的长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命成长道路。如今大家谈论的都是快速变现，全都是所谓的短期目标，可如果要在一个领域里真正能够沉潜下去可能需要很长的时段，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慢下来。
其次，如果我们真的对社会有一种改变的热情和责任感，或许也需要沉得住气，要从身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始实践，而不是想着迅速改变。
现在的网络社会往往会给人一种炫目的错觉，就是一个人只要在媒体平台上成为大V，就可以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事实上真实的改变要从个人具体的生命实践出发，而不仅仅是那种口头的表达，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
我们并不需要成为耀眼的明星。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一点一点的去实践自己能做到的事，那种内在的生命意义反而是踏实和充实的。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只是生活在想象当中——想要被人关注，具有某种影响力，好像只有被人知道这一切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能看清对于时间的焦虑感，对于公共影响力、流量的焦虑感，只是去做每个人生命能够承担的事情其实就已经非常好了。当我们放下那种“自我放大”的妄想时，生命会变得更加自洽。
比如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每年或许能教几百个学生，其实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大影响，但是只要这样认真地去教学，去扮演好教师的角色，不幻想成为舆论明星或意见领袖，我的生命反而变得安定与踏实。社会教育应该是互相点亮、互相温暖，而不是靠一个明星，当他提出一个想法大家就似乎有目标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基本上是一种幻想。
《室》，独立性易(1596-1672)书，图片来源：私人藏，化城“明清黄檗宗墨迹展”展品05
回到本位
BCAF：
我观察到这个状况，现在因为经济没有以前增长那么快，人们都在讲经济形势不好，说白了就是一些人赚的钱比以前少了，你能感到他们明显的焦虑，每天觉得钱不够了、钱变少了，可留意实际情况后会发现这些人的资产都还很多，但他们就是会产生一种焦虑，并且要把这种焦虑不断传达给周围的每一个人。客观上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钱了，而是认为经济大环境不好了、不发展了，所以一切就要完了。
成庆：
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落差感。
过去我们一直在时代不断进步的氛围里习惯了，会感到那是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社会，就算是一个人不成功也只会归结于个人缺乏运气，不会过于悲观。
而今天明明没有那么糟糕，但那种“不断发展的社会预期”开始面临了挑战，使得即使从物质层面看我们仍然比从前的生活要好很多，却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反而显得悲观。
所以当我们在谈时代的好与坏，从根本上看则是：一个人要如何根据当下的生命境况而做出自己的应对。比如对于个人而言，如果真的没赚到钱，那或许要想的是怎么去应对现实的生活，而不是被那些多余的时代情绪所干扰。
我们现在普遍有一种时代的悲观感，就是刚才讲的，往往是因为过于看重对一个时代的整体判断，似乎我们都是被裹挟在一种大的力量中，只能乘风，而无法逆流。这当然是人一贯的认知模式，但如果要跳脱出来，就还是要回到个人的生命本位上——先要站住，然后再来看你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才能做出明确的选择和判断。即使我们遇到再大的时代潮流也不会为它轻易摆弄，而是知道如何到真正的、有智慧的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