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格先生专访 | BCAF对话
规划是一门重视整体与长远性的学问。合理的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这在越发重视宜居度与生命质量的世界至关重要。
BCAF一直认同健康、明智、实事求是的工作与生活理念，规划专业所体现的中心之精确、长期优化、与人类社会共融的美育功能等，都与我们所求相同。
为此我们采访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学者刘太格先生，与他交流相关问题。感谢刘太格先生三小时的真挚分享，以及对稿件细致的修改和校正。
![]()
刘太格
1938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麻坡，祖籍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湖洋镇。1962年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系。196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城市规划系。毕业后进入贝聿铭在纽约的建筑事务所工作。1969年返回新加坡，1979年成为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建屋发展局局长。1989年被委任为市区重建局局长及总规划师，1992年担任新加坡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资深董事，2017年12月成立墨睿设计事务所。
BCAF：
您其实是在一个艺术氛围比较浓郁的家庭长大的，从小一直想做艺术家，十七岁还打工攒钱希望能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是因为母亲当时的建议才改去悉尼学了建筑专业。但我们看您到了澳洲之后还是有继续学绘画的，是直到学期的最后一年才决定专攻建筑专业。能否讲一讲是什么让您改变，做出了这个决定？
后来您又觉得如果要成为一名好的建筑师也应该具备很好的规划意识，所以再去耶鲁的时候就选择了城市规划作为硕士专业。又是什么体会使您有了这个认知？
刘太格：
我母亲劝说我去读建筑，是考虑到家庭那时太穷困了，因为刚好是二战之后。当时穷困到什么样子？我从十七岁开始去国外，1957年到1969年，这十三年间回家了几次你知道吗？我只回来过一次，就是要从澳洲转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在澳洲半工半读算是存了点钱，当时想反正要去美国所以才买机票回来了一次，见见父母和弟妹们。
在澳洲时我还是一直想要做画家的，所以每周一下午我都会去东悉尼技术学院（已于1988年正式更名为悉尼科技大学）上他们的绘画课。我记得当时教我的老师在澳洲是很有身份的一个人，他对我特别好，有时还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所以当时我是打算将来只把建筑师当成一种收入需要，真正的业务还是艺术。
因为半工半读所以我是六年制（一般的建筑学科是五年制）。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对建筑学比较了解了，我开始觉得如果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还是建筑的作用比较大，并且在那个时候需求也很严重。
你现在来新加坡看好像是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可是在1960年英国殖民政府退出新加坡的时候，这里只有170万人口，每4个人里就有3个是住在棚户区的。那时我们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比马尼拉、仰光、胡志明市还要落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帮新加坡建设和改造它的环境，为了这一点我就下决心专攻建筑，这辈子要做建筑师了。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感到建筑对人造环境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建筑也需要与周边的环境协调在一起，不能把它当做个孤岛来做。但我发现好多建筑师就是把它当做孤岛的，不会考虑周边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必要考虑的，要怎么了解、打破这种思维？那就是要学规划。
我当时申请了三所大学，哈佛、耶鲁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申请了奖学金，因为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我在美国是过不了日子的，然后耶鲁最先回复了并且也给奖学金（笑），我就去耶鲁读硕士。
其实专业的学习往往都是综合的，并不局限，比如在耶鲁上了不到三个月的课，我就又发现要做个规划师很有必要了解交通规划。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看很多方案上画的路都没有那种合理的交通理念，只是画得漂亮、性感，我不想搞这些，交通规划必须符合交通的原则，方向感强、同时要避免塞车。所以我就和当时一位研究交通的教授联系，希望能和他学习，他看我的学习态度非常诚恳就同意了。
总体上我当时的体会就是知识不断地在扩大，从建筑到规划、交通等，各方面都逐渐学习。
![]()
刘太格12岁粉彩画肖像（刘抗绘），图片来源：新加坡那薇画廊
BCAF：
您说过人们需要的生活环境是安宁Calmness、清晰Legibility，而不应该把城市变为一个主题公园Theme park。能否请您再讲一讲这部分的理解？
刘太格：
我是觉得城市规划一定要实用。作为规划师我们首先要了解人们在城市功能上有什么需要，把人的生活需求抓准，然后在规划图上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人体是演化出来的，所以它非常精密。假如我们要设计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体，就先要了解脏腑器官的位置在哪里、多少大小适合、血管要怎么连接等等。规划的复杂性并不低于设计一个人体，大小、类别、位置，还有血管——也就是交通脉络要如何处理，这些都要是很合理的。
可是城市规划这个学问我觉得明白它重要性的人太少，一直到今天都是。其实好多规划方案我都不完全认可，不是只是说东方的，欧美国家的也普遍存在问题。
我一直强调，一定要把规划做得像健康的人体，做到之后才给它穿上衣服，什么是穿上衣服？就是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我们看到很多规划都做得本末倒置，只追求刺激性、凸显创意，但不重视实用性。
人类在城市的生活环境一般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日常生活，一个是偶尔的活动。日常生活就是上班下班、上下学校等，这种环境我们要做得比较随和、比较流畅，尽量简洁一点。那么偶尔的环境是什么？就像一个主题公园，大多数人每年也就去个两三次，是可以做得比较不同。
可我们不能把主题公园的设计理念带到日常生活里面，这样子一个人怎么生活？现在好多规划师、建筑师就是把他的项目当成主题公园来做，所以世界上很多新的城市都是看上去刺激性很大，但不宜生活。
BCAF：
您曾说过标志性建筑并不能成为一个城市的特色，那么您觉得一个城市的特色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刘太格：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说，“我要让我们的城市有特色”，可他们以为特色就是性感的建筑、标志性建筑。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特色有三点：一个是自然环境，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的自然环境是一样的，所以首先要把自然环境保留下来；第二就是古建筑要保留下来，传统建筑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新加坡的传统建筑主要是骑楼，同样是骑楼，新加坡的骑楼跟马六甲的、滨城的、香港的、厦门的都不一样。
第三个经常是没有人讲，只有我这个老顽固讲的，就是密度。现在规划师都讲气派，小乡村也要把它装扮成一个“贵妇”，但这样子我何必来乡村，住在大城市不就已经看到了么？这种情况我见了不少，就是小乡村的山水非常美、很浪漫，被这个高楼大厦给破坏掉。一个贵妇她穿的很华美的衣服，这当然是一种美，可是乡村姑娘也有她自己的自然朴素的美，各具特色。
所以我是觉得标志性建筑只能有几栋，如果满城都是标志性建筑，这城市就变成了标志性建筑的垃圾堆。而我们是要做一个“标志性的城市”，像你们来新加坡，其实不需要专门去那些旅游区的，因为已经设计融入在城市之中了。
![]()
新加坡街景，图片来源：BCAF
BCAF：
您常讲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基因，规划和建筑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完善与延展，而不是粗暴改变。我们想请教您如何理解现在的创新？
刘太格：
现在这个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老城市都很美。我经常觉得如果讲“巴黎很美”这句话是错误的，只能说老巴黎很美，因为现在老巴黎的外面都是乱七八糟。为什么很多城市都是这个样子？老城区很美，新城区都是乱七八糟的。
其中一个重点，过去的老城市不是规划师、建筑师建的而是工匠做的，都是由师傅传给徒弟。也就是当时他们做规划、建筑设计时的一些技术是因为人们的生活需要才传了下去，所以他们是很务实的，而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艺，是将自己当作仆人来为城市设计。但今天的建筑学、规划学不断地鼓励创新，没有把自己当做城市仆人的心态，而是当成主人来做，这对人造环境是非常不利的。
还有一个尤其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不良现象（包括中国），就是拼命地要抄袭西方的东西。因为一直到今天，一般人的观念里西方还是比较先进的，如果能够模仿西方就好像自己也会一样先进，但这只是表面工作，根本没有实在的内涵。
好多中国朋友跟我讲“我们的城市都是千城一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是千城一面吗？我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高、大、洋、怪。无论一个城市是大是小，人口多还是少，都要做高做大，我在中国去很多乡村看到都是高楼，一些原本好的建筑也已经破坏掉了；怪，就是我们看到许多新建筑的形象都是奇形怪状的。
如果我们拼命地抄袭西方的方案，那么一个欧洲人或是美国人他不需要来中国了，就在家里往窗外看一看，他就可以说我已经到过中国了（笑），不需要真的来。
并且这样做，中国这种民族的尊严就失去了。
当然，我们做建筑师首先是要了解现代化。科技会带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还有审美观上的一些全球共识，比如要做得简洁，能有这种简洁的美。这些部分我们是要跟进时代的。
BCAF：
您刚才说要以仆人的心态，用为人类服务的立场做规划，应该以人为本，虚心去了解人和土地需要什么，也表达过“—个好的建筑设计师，心里要装着人民，为社会和人民创造福祉和愉悦”。能否请您继续讲讲？
刘太格：
我们做规划师或者建筑师，不要把创新当做最重要的任务，不然你就变成一个城市的“主人”，容易把那些自我的理念塞到设计里去。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仆人，是为城市服务的。
城市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人体，要做得很科学、又要很美。城市规划师就相当于医生，一个医生在治疗人体的时候，是不是说我有创新就能随便割、随便切，你说可能不可能？所以医生是把自己当做人体的仆人来治疗，规划师、建筑师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子一个城市的功能才会完善，单体建筑也不再是一个孤岛，而是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处。
另外规划一定要经过反复的研究，不是凭空研究，是找许多的专家来一起。一个规划师相当于一个乐团的指挥，他自己可能会玩一两种乐器，但作为指挥他需要找到会其他乐器的人来配合，然后指挥演奏。
像我本身是规划师，就需要靠工程师、产业专家、社会学家、交通专家等等来一起配合。比如交通方面，即使说在耶鲁时课外学习过一些，许多理念上是明白了，可那些精打细算的东西我还是需要这些专家来帮忙。
其实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这种团队精神，不要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而是要和其他人紧密配合。
我以前在建屋发展局，最多同时有九位社会学家帮我分析问题。因为规划虽然大多是硬件，但背后是软件的需求，我们要考虑怎么样能将这些需求体现出来帮助居民使用。
比如说一个卫星镇，这里面需要配套多少商业、工业、学校、公园等，都要经过跟各行业的人讨论后才能够确定；各类型配套的地块大小、密度高低，都是要经过反复研究的。
我们要把规划图当做一部生活的机器。要设计一部机器，就要知道里面有哪些零部件，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多少？数量多少？位置要摆在什么地方？这些都要了解，才能够做出一部可以使用的机器。
还有一定要不断地去了解、考察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再根据具体反馈来想办法解决。
比如我们新加坡是个小地方，做高层住宅是很有必要的，其实在亚洲，所有国家一开始都必须这么做。因为世界上60%的人口是在亚洲，可我们占有的土地只有30%，所以亚洲的城市密度必须比其他大陆还要高，新加坡不会是一个例外。
那既然有这么一个需求要做，就定下决心所有跟高楼相关的问题都要解决，其中一个就是电梯。电梯是不断使用的，如果停电或者故障的话居民一定会有种不安全的感觉。当初棚户区的居民就觉得电梯总是有问题，所以很不愿意搬到高楼里来，后来我们的机电工程师一直努力改善，电梯有关的问题就解决了。
虽然后来大家埋怨的事情还是很多（笑），不过它的内容是有改变。以前都是讲“我们已经在棚户区住了四五代了，为什么被你们要求搬到那些楼房去”；后来就是“已经等了两年、三年了，怎么还不让我们搬到楼房”。
所以有问题一定要好好去解决，用心为人们服务。
![]()
城市宜居度框架，图片来源：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
BCAF：
您之前提到过组屋附近也设置了商业中心，可以方便市民买菜、工作等，能否请您讲一讲规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功用？或者再举一些小例子。
刘太格：
规划是要把硬件做好为人们在生活中提供便捷，大家会不会好好利用是管不了的。不过即便全市的人都很守规矩，可硬件做得不好，那人们也没有办法生活好。
比如说一个家庭，父母上班时需要有便捷的公共交通，这样就不用一大早跟孩子说再见，可以到了适当的时间再走；孩子上学的方面也要有考虑，我当时在新加坡做的新镇，如果一个小学生父母不送他去上学，多数情况走路十分钟就能到学校了。
步行这个方面也是要仔细研究的。因为一般的卫星镇我们先会分解成小区，一个小区大概需要五千户到一万户来支撑，在小区内是靠步行就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关于步行的距离我们发现，一般人愿意走600米（这是温带的数据），而新加坡是热带，就减少到500米，可是调研后我们又发现，新加坡人只愿意走350米。经过反复论证后我们确定，这样短的距离确实不能够支持小区人口所需的设施，所以最后就定在了450米到500米。
卫星镇里有很多轻工业，员工多数是女性，她们平时都是先把孩子送到学校、幼稚园后再去上班。所以像是幼稚园我们一般会放在小区的中心也就是商业中心，她们回来接孩子时就可以顺便买一些食品，到家了能够开始煮饭，等先生回来时差不多也煮好了，一家人就可以坐下来吃饭。
这些都不能是凭空想象，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了才决定怎么做。上面说的也只是一些小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如果我们要做所谓明智化规划，那么每一个小点都应该要经过考量。
BCAF：
我看您经常用到“明智化”这个词——明智化的规划。
刘太格：
我用“明智化”这个名称，是希望很多决策者们一看到这个词来形容规划就能明白背后的理论。
为什么用明智化呢？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不能只敲定四、五个目标来做，一个城市是有许多方面需求的。要宜居（Livable）、生态、经济发达，都是要有的，不能说现在比较时尚的是可持续（Sustainable），就只搞可持续，宜居我就不搞；或者要搞交通通畅，可持续就不搞，这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要把城市的基本需要同时考虑到。所以我把它称为明智化：不是片面的、靠感觉的、靠个人创意的，而是很合理的思维。
现在很多人都谈生态化，可是你想，如果我们不首先考虑一个房子、道路建的时候是否足够合理，最后导致十年、十五年就要拆掉，这是不是就已经对生态不好了？所以我坚持做规划就是要了解人类基本的、永恒不变的需求，把这些抓准了放在规划图上给建筑师、工程师来设计，城市就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
BCAF：
那您对现在的规划行业怎么看呢？
刘太格：
我是觉得规划这个行业，一直到今天还是在启蒙阶段。什么叫规划？要考虑什么？里面的指标是什么？甚至规划用词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到底什么叫做中央商务区CBD，什么叫做卫星镇。能够讲清楚的人太少了，很多都是凭感觉。
现在解决地球暖化问题要从许多方面着手，规划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可是很少会有人提到，总是觉得规划就是一张纸没有什么太大的建设。我设立墨睿（MORROW），就是希望把功夫传给年轻人，因为这种学问在大学是很难学到的，真正了解规划的人太少了。
有很多朋友也和我讲做规划行业很辛苦，很多时候规划师的方案无法被执行贯彻，或者只是保留很小的一部分，这确实是现实的情况。可我觉得，如果做不成的话那就顺其自然，不要因为我的规划方案没有被采纳，或者被别人修改，就以这个为借口不再继续做下去。目前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规划这个学问还在起步阶段，显然很多优秀的领导们也都并不一定了解它的重要性。
我其实是本着一种使命感做这件事情。只要精力允许，即使面对的困难再大，我也还是不放弃。
![]()
新加坡1991年概念规划，图片来源：新加坡市区重建局
BCAF：
近年来您多次表达过看好现在的中国，认为现在的中国具有把规划做好的条件，可以请您具体讲讲么？
刘太格：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看好现在的中国，是能够把城市做好的。
因为要把城市做好有三个重要条件。
一个就是政府的推动力足够，这个中国是有的。民主国家有反对党要花很多时间去辩论，最后好的政策也难以执行。像新加坡也是因为有李光耀这么一个好领导，就可以推动很多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
第二点，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这样需要用时就比较容易，西方这方面难度也很大。新加坡的话刚开始国有土地只占30%，现在是80%，因为我们用了强制性征收土地的法律。为什么我们做得到，别的地方做不到呢？因为每次要征收土地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有一个规划方案，大家看得出来是有好处的，我们也没有一次不是按方案做的，市民自然就相信政府。
中国这两个优势是有了，现在需要的就是第三点：把规划方案做好。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一直以来农村人口是比城市人口多的，现在虽然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可是在中国对于什么是“好的城市”这个理解也还在进化中。新加坡给了我难得的机会实践，还研究了这些规划理论，身为炎黄子孙，我当然是希望帮助我们的民族。
进一步说，我希望能帮助所有发展中国家做好规划，只不过目前条件最好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土地又是国有，现在只需要把方案做好就可以了。像很多民主国家，它的政府推动执行不了，土地又不是国有的，即使这样子我还是劝他们把规划做好，如果连规划也做不好，一座城市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BCAF：
您一直讲如果没有李光耀，许多提案也未必能够实现，在当时这些措施都是不被先进国家所认可的，是因为有他的坚定支持才能够执行落实。
刘太格：
李光耀我这些年是一直说的，因为如果没有李光耀对城市开发方面正确的要求，我本领再大也做不了什么事。
我跟他工作前后至少有五六十次单独见面，多数是在总统府那边，他请我去吃饭不是说享受，是讨论问题。见面这么多次，他没有提过一句标志性建筑，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所考虑的就是怎么解决人民居住的问题，怎么解决热带气候炎热的问题，怎么解决供水的问题，怎么解决交通的问题等，都是这些很实际的问题。
有时他也会讲“我要你考虑做这些、这些”，我同意的就说接受，立刻去做；不同意的我就讲“对不起，你这个要求不合理”，然后会跟他解释为什么不合理，他也没有一次懊恼的，听了之后他都收回了要求。我也会提出一些要求需要他的支持，他同意的话都马上找办法来做，不会拖延。
所以新加坡有今天他功劳应该是最大的，没有他这种理念的话，我真的做不了什么事。当然不仅仅是李光耀，还有他内阁的许多人，他们都具有这种非常务实、理性的思维方式。
西方国家那时远远先进得多，但许多理念我们还是觉得很不恰当。虽然当时新加坡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我们说比马尼拉、仰光还要落后，但只要是我们认为合理的都会去做。所以即使我们的目标跟西方不一致，也还是要做。
比如当时他们（西方）是反对做高层公共住宅的，因为他们所建的高层公共住宅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是我们新加坡这小地方，你不做高层的话怎么解决公共住宅问题？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去西方国家研究，他们公共住宅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明白问题其实不在高层建筑，而是很多社会问题他们本身就没有处理好，才导致了这个情况。
新加坡从1964年就开始卖公共住宅给市民。人民能“安居”，才有“乐业”，对经济的发展自然也有作用。
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是自己需要什么，不是假的需要，或者那种夸张的需要，而是实际的需要、真实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跟先进国家的“标准”有矛盾，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那就要有胆量去做，也就是“明晰=勇气”。
![]()
BCAF：
最近我们体会到，合理的规划其实就是完全的社会美育，不是表面上的造型与设计，而是从基本的角度着手、以人为本。这对于现在的市民和后人都有长久的助益，能自然而然地养护人们身心。
刘太格：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美感。做规划看似只是一张纸，没有具体的形象，可是如果把它的功能处理好了就会给市民带来内在的美，可以感觉到那种很强大的善意。当然也有外在的美，这是一下就看得见的部分，但一个城市的美不仅仅是外在，而是要有心灵的、内在的东西。
一个人也是这样子。比如他的样子很漂亮，但没有涵养、脾气很坏，你说他美不美？如果是一个有涵养、学问的人，不讲话时或许我们还不太清楚他是怎样的人，但总能感觉到是有一定内涵的。
BCAF：
您一直提到艺术培养所带来的感受能力对自己有很大帮助，也很喜爱欣赏各类艺术作品，能谈谈您对这方面的思考吗？
刘太格：
我觉得艺术家要考虑到民族艺术的基因，不能盲目抄袭西方的。因为即便你做得跟他们一模一样，西方人也不一定会看得上眼；但如果我们是做一件很完整的艺术品，又有民族的基因，他们才会对你真正地尊敬。
其实要做好一个艺术家的难度不比建筑师小，因为建筑师为了解决实用性、与周围环境的融合等问题，他所能参照的条件比较多，而艺术家就要靠自己感受了。
比如一个作品里虚实的分配，这方面中国的传统艺术是有一个根源的，像书法看起来有些抽象，可它的美大都体现在虚实之中，也就是线条之间的比例是否恰当；比如线条，中国的绘画是很注意线条，西方很多作品整张图可以一条线也没有，我不是一种贬义，只是举例这是属于他们传统艺术的基因，他们是不太重视线条的，而中国的传统国画则是靠线条来体现。
新加坡有个南洋画派，画家都是从中国来的，到了这里他们觉得不能再画过去的水墨了，应该要体现南洋的环境，所以他们选择的色彩不同，因为中国是温带，山水的色彩与南洋不一样。所以视觉艺术的色彩也很重要，比如说红，中国的红（天安门广场）跟英国的红同样是红，但都是不一样的；比如灰色，好像看起来差不多，但仔细观察就发现中国的灰是暖的，属于一种阳性的灰色，而其他地方的灰色很多是阴性的。
BCAF：
您之前撰文纪念过傅雷先生，其中写到有关东西方传统建筑的问题；我们也在傅雷当年给您的信里看到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并且您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也是《中国的传统建筑》。
您常说那段时期的思考与研究为您打开了建筑理论这扇大门，傅雷先生引导您进入了对中国传统建筑理解的开端，您从中受益良多。能否再与我们分享一些您的理解？
刘太格：
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受到的教育，还有建筑设计的审美观都是西方的。这当然有一定的好处，会让我比较了解西方的思维，可是我不能纯粹学西方的东西，所以毕业论文我就想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但当时在澳洲实在是找不到这种书，我就和父亲问能不能请傅雷买，傅雷马上就答应了。
我当时以为傅雷是买两三本，结果他一口气寄来了十多本，那时他的生活那么贫困，竟然帮我买了十多本书，我那时真的觉得太惊讶了，也很感激他。后来我把每本书都仔细读过，其中的内涵都各有千秋。
我刚才提到的城市建筑的传统基因，跟这些也都有关系。我记得当时他有一句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请父亲问他“中国的园林跟日本的园林有什么不同”？他说的其中一句我觉得太高明了，他说“日本的园林是模仿大自然，中国的园林是诠释大自然”。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很多西方人都喜欢日本的园林，是因为看得懂；他们对中国园林就不像对日本园林那么热爱，因为要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才能彻底理解中国的园林。这是傅雷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很多中国传统的规划设计都非常合理。比如说老北京城墙内的道路，我第一次翻开资料看的时候吓了一跳，它是东西向的非常紧密，南北向的比较疏松，属于分段而做。我突然醒悟到这是很科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太阳是照到南面的墙，如果把东西向做得紧密些，那面对太阳的地方也就多了；南北向做得疏松，北风就不会过多地吹到。这个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
1875年北京全图（早期手绘北京内外城地图），图片来源：网络
BCAF：
您曾说最好的作品永远是最新的方案，因为之前错误的都改掉了。但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一个人最好的作品都在青年时期，年龄越大就越会走向平庸，只有青春（年轻）阶段才是最好的，之后不可避免只会是一个衰退的过程，您怎么看？
刘太格：
如果我们生病的话，一般会找一个刚毕业的医生还是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是想选择有经验的医生。有时候我开一句玩笑话，就是动脑筋的人都有古董价值，越老越值钱（笑）。但古董一定越老越值钱吗？当然不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古董都有价值。所以越是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更是要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我已经离开政府三十多年了，一直到今天如果面对一些规划的新问题，我还是会请员工们来做研究，请他们帮忙解决，这样我自己也不断学习。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和年龄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做人做事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倚靠创意、灵感在做，这样是没有真功夫的。
所以如果每一次都能尽量做得精确，一点不含糊，那一定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像是以前的方案经过回顾，一方面看哪些反馈是比较确定的，基础层面如果没问题的话，那这些根本的原则就可以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在细节上需要把它不断地优化，之后的要做得更好。
BCAF：
您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整体状态呢？或者说如何能够长期如此。
刘太格：
我其实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我是一个主动者，不是一个被动者，无论别人对我是好还是坏，我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行为。如果你是个被动者，他人对你不好你就对他不好，这就没必要了，我只想保持我自己。
因为我这种工作其实不好做的，如果我是个被动者，动不动就发脾气，那我的工作一定做不好；并且因为别人的反面影响而发脾气，这对个人的心态也不利，所以这是我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则。
用简单的话讲，就是我是一个主动者，我的行为不要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BCAF：
今年是您创立墨睿的第六年。您如何总结、整理这一阶段？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刘太格：
虽然墨睿是第六年，不过一起工作的人也都很久了，像我的秘书已经跟我做了三十多年，还有很多同事也都已经跟了八、九年，甚至十五、十六年的都有。
当时我是问在雅思柏的那些同事愿不愿意过来，这样就能更深入地交流，传授我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功夫，因为如果只是简单讲理论的话作用不大，要在真正的工作中才能体现。
我想借这些世界各地的项目跟同事们交流，要怎样适应各地的特殊要求。就像一个作家，他自己的语言文法是固定的，但是因为各种文体的不同，所以形式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写小说是一种，写诗歌是另一种，内核都是一样但会有自然的转化。
我是希望只要精力允许就继续传授这些经验，大家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又怎么画出好图纸来。这是我创办墨睿的一个主要目的。
我刚离开政府的时候，并不知道规划这个学问在外界是这么粗浅，我当时只以为自己是很落后的。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的规划方案都不切实际，只是在讲概念。
所以近十年来我会经常分享关于规划的一些理念。像今天我们谈的这些“规划的真功夫”、“明智化的规划”，我是尽量多讲一些，因为最关键的人是城市的领导，如果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做合理的规划，那么对城市发展是不利的。
我不是想要批评别人，只是希望地方领导对于规划能有比较正确的理念，而且我也希望各地的规划师明白，真功夫是很有必要练的。这方面我提出的意见是比以前多一些，算是我近些年来的一个重点。
BCAF：
您在描述与父亲的关系时表达过，其实父亲从来没有把您当成一个孩子，而是看作一个独立的人。平时不论是生活中的事还是艺术理论，什么都可以交流，完全没有那种长辈的面子问题。
我们后来发现您与儿女的关系也很好。他们都从事着自己喜爱的职业，相互之间也都很亲密，能感到您的家庭建设也是非常和谐，能否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体会呢？
刘太格：
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专家（笑）。不过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培养他们有这种正面的思维，而不是负面的思维。
所以我从来不会骂他们的，如果是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一般我会找个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的时候，就当作聊天；比如我会讲“这个事情我不会逼你，我只是在想其实有更好的做法”。
我不会骂他们，不讲负面的东西。有错误的时候我会想一个比较正面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
刘太格家庭合照，图片来源：刘太格
BCAF：
我们最后想和您请教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愈发趋于淡漠，我们其实是希望能用自己的长处尽力为人付出，可也常体会到人不只有善的部分，还有恶的部分，是很复杂的。
我们在学习资料的时候发现，您其实是生于那个动荡忧患的年代，比起现在有着更多苦难，可您好像很少陷入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即使在您很绝望的时候还是同样相信建设的作用，并不会放弃，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我们很想了解，您如何能始终以这种正面的态度处世？这一份内在的力量您是从何而来？
刘太格：
因为我是吃过苦的。
你知道吗？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日本占领马来西亚，很多日本人残暴地对待当地人，我当时虽然还小，但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看到。后来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人又来，他们基本上就还是一个殖民政府，不会多么关心人民的生活，我体验过这种情况。
等到后来有李光耀这么一个好的政府来建设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如果不把我的能力尽量贡献出来，就太对不起我自己，太对不起这些人了，所以就有了这个动力。
BCAF一直认同健康、明智、实事求是的工作与生活理念，规划专业所体现的中心之精确、长期优化、与人类社会共融的美育功能等，都与我们所求相同。
为此我们采访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学者刘太格先生，与他交流相关问题。感谢刘太格先生三小时的真挚分享，以及对稿件细致的修改和校正。
刘太格
1938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麻坡，祖籍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湖洋镇。1962年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系。196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城市规划系。毕业后进入贝聿铭在纽约的建筑事务所工作。1969年返回新加坡，1979年成为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建屋发展局局长。1989年被委任为市区重建局局长及总规划师，1992年担任新加坡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资深董事，2017年12月成立墨睿设计事务所。
BCAF：
您其实是在一个艺术氛围比较浓郁的家庭长大的，从小一直想做艺术家，十七岁还打工攒钱希望能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是因为母亲当时的建议才改去悉尼学了建筑专业。但我们看您到了澳洲之后还是有继续学绘画的，是直到学期的最后一年才决定专攻建筑专业。能否讲一讲是什么让您改变，做出了这个决定？
后来您又觉得如果要成为一名好的建筑师也应该具备很好的规划意识，所以再去耶鲁的时候就选择了城市规划作为硕士专业。又是什么体会使您有了这个认知？
刘太格：
我母亲劝说我去读建筑，是考虑到家庭那时太穷困了，因为刚好是二战之后。当时穷困到什么样子？我从十七岁开始去国外，1957年到1969年，这十三年间回家了几次你知道吗？我只回来过一次，就是要从澳洲转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在澳洲半工半读算是存了点钱，当时想反正要去美国所以才买机票回来了一次，见见父母和弟妹们。
在澳洲时我还是一直想要做画家的，所以每周一下午我都会去东悉尼技术学院（已于1988年正式更名为悉尼科技大学）上他们的绘画课。我记得当时教我的老师在澳洲是很有身份的一个人，他对我特别好，有时还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所以当时我是打算将来只把建筑师当成一种收入需要，真正的业务还是艺术。
因为半工半读所以我是六年制（一般的建筑学科是五年制）。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对建筑学比较了解了，我开始觉得如果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还是建筑的作用比较大，并且在那个时候需求也很严重。
你现在来新加坡看好像是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可是在1960年英国殖民政府退出新加坡的时候，这里只有170万人口，每4个人里就有3个是住在棚户区的。那时我们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比马尼拉、仰光、胡志明市还要落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帮新加坡建设和改造它的环境，为了这一点我就下决心专攻建筑，这辈子要做建筑师了。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感到建筑对人造环境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建筑也需要与周边的环境协调在一起，不能把它当做个孤岛来做。但我发现好多建筑师就是把它当做孤岛的，不会考虑周边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必要考虑的，要怎么了解、打破这种思维？那就是要学规划。
我当时申请了三所大学，哈佛、耶鲁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申请了奖学金，因为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我在美国是过不了日子的，然后耶鲁最先回复了并且也给奖学金（笑），我就去耶鲁读硕士。
其实专业的学习往往都是综合的，并不局限，比如在耶鲁上了不到三个月的课，我就又发现要做个规划师很有必要了解交通规划。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看很多方案上画的路都没有那种合理的交通理念，只是画得漂亮、性感，我不想搞这些，交通规划必须符合交通的原则，方向感强、同时要避免塞车。所以我就和当时一位研究交通的教授联系，希望能和他学习，他看我的学习态度非常诚恳就同意了。
总体上我当时的体会就是知识不断地在扩大，从建筑到规划、交通等，各方面都逐渐学习。
刘太格12岁粉彩画肖像（刘抗绘），图片来源：新加坡那薇画廊
BCAF：
您说过人们需要的生活环境是安宁Calmness、清晰Legibility，而不应该把城市变为一个主题公园Theme park。能否请您再讲一讲这部分的理解？
刘太格：
我是觉得城市规划一定要实用。作为规划师我们首先要了解人们在城市功能上有什么需要，把人的生活需求抓准，然后在规划图上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人体是演化出来的，所以它非常精密。假如我们要设计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体，就先要了解脏腑器官的位置在哪里、多少大小适合、血管要怎么连接等等。规划的复杂性并不低于设计一个人体，大小、类别、位置，还有血管——也就是交通脉络要如何处理，这些都要是很合理的。
可是城市规划这个学问我觉得明白它重要性的人太少，一直到今天都是。其实好多规划方案我都不完全认可，不是只是说东方的，欧美国家的也普遍存在问题。
我一直强调，一定要把规划做得像健康的人体，做到之后才给它穿上衣服，什么是穿上衣服？就是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我们看到很多规划都做得本末倒置，只追求刺激性、凸显创意，但不重视实用性。
人类在城市的生活环境一般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日常生活，一个是偶尔的活动。日常生活就是上班下班、上下学校等，这种环境我们要做得比较随和、比较流畅，尽量简洁一点。那么偶尔的环境是什么？就像一个主题公园，大多数人每年也就去个两三次，是可以做得比较不同。
可我们不能把主题公园的设计理念带到日常生活里面，这样子一个人怎么生活？现在好多规划师、建筑师就是把他的项目当成主题公园来做，所以世界上很多新的城市都是看上去刺激性很大，但不宜生活。
BCAF：
您曾说过标志性建筑并不能成为一个城市的特色，那么您觉得一个城市的特色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刘太格：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说，“我要让我们的城市有特色”，可他们以为特色就是性感的建筑、标志性建筑。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特色有三点：一个是自然环境，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的自然环境是一样的，所以首先要把自然环境保留下来；第二就是古建筑要保留下来，传统建筑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新加坡的传统建筑主要是骑楼，同样是骑楼，新加坡的骑楼跟马六甲的、滨城的、香港的、厦门的都不一样。
第三个经常是没有人讲，只有我这个老顽固讲的，就是密度。现在规划师都讲气派，小乡村也要把它装扮成一个“贵妇”，但这样子我何必来乡村，住在大城市不就已经看到了么？这种情况我见了不少，就是小乡村的山水非常美、很浪漫，被这个高楼大厦给破坏掉。一个贵妇她穿的很华美的衣服，这当然是一种美，可是乡村姑娘也有她自己的自然朴素的美，各具特色。
所以我是觉得标志性建筑只能有几栋，如果满城都是标志性建筑，这城市就变成了标志性建筑的垃圾堆。而我们是要做一个“标志性的城市”，像你们来新加坡，其实不需要专门去那些旅游区的，因为已经设计融入在城市之中了。
新加坡街景，图片来源：BCAFBCAF：
您常讲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基因，规划和建筑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完善与延展，而不是粗暴改变。我们想请教您如何理解现在的创新？
刘太格：
现在这个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老城市都很美。我经常觉得如果讲“巴黎很美”这句话是错误的，只能说老巴黎很美，因为现在老巴黎的外面都是乱七八糟。为什么很多城市都是这个样子？老城区很美，新城区都是乱七八糟的。
其中一个重点，过去的老城市不是规划师、建筑师建的而是工匠做的，都是由师傅传给徒弟。也就是当时他们做规划、建筑设计时的一些技术是因为人们的生活需要才传了下去，所以他们是很务实的，而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艺，是将自己当作仆人来为城市设计。但今天的建筑学、规划学不断地鼓励创新，没有把自己当做城市仆人的心态，而是当成主人来做，这对人造环境是非常不利的。
还有一个尤其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不良现象（包括中国），就是拼命地要抄袭西方的东西。因为一直到今天，一般人的观念里西方还是比较先进的，如果能够模仿西方就好像自己也会一样先进，但这只是表面工作，根本没有实在的内涵。
好多中国朋友跟我讲“我们的城市都是千城一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是千城一面吗？我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高、大、洋、怪。无论一个城市是大是小，人口多还是少，都要做高做大，我在中国去很多乡村看到都是高楼，一些原本好的建筑也已经破坏掉了；怪，就是我们看到许多新建筑的形象都是奇形怪状的。
如果我们拼命地抄袭西方的方案，那么一个欧洲人或是美国人他不需要来中国了，就在家里往窗外看一看，他就可以说我已经到过中国了（笑），不需要真的来。
并且这样做，中国这种民族的尊严就失去了。
当然，我们做建筑师首先是要了解现代化。科技会带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还有审美观上的一些全球共识，比如要做得简洁，能有这种简洁的美。这些部分我们是要跟进时代的。
BCAF：
您刚才说要以仆人的心态，用为人类服务的立场做规划，应该以人为本，虚心去了解人和土地需要什么，也表达过“—个好的建筑设计师，心里要装着人民，为社会和人民创造福祉和愉悦”。能否请您继续讲讲？
刘太格：
我们做规划师或者建筑师，不要把创新当做最重要的任务，不然你就变成一个城市的“主人”，容易把那些自我的理念塞到设计里去。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仆人，是为城市服务的。
城市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人体，要做得很科学、又要很美。城市规划师就相当于医生，一个医生在治疗人体的时候，是不是说我有创新就能随便割、随便切，你说可能不可能？所以医生是把自己当做人体的仆人来治疗，规划师、建筑师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子一个城市的功能才会完善，单体建筑也不再是一个孤岛，而是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处。
另外规划一定要经过反复的研究，不是凭空研究，是找许多的专家来一起。一个规划师相当于一个乐团的指挥，他自己可能会玩一两种乐器，但作为指挥他需要找到会其他乐器的人来配合，然后指挥演奏。
像我本身是规划师，就需要靠工程师、产业专家、社会学家、交通专家等等来一起配合。比如交通方面，即使说在耶鲁时课外学习过一些，许多理念上是明白了，可那些精打细算的东西我还是需要这些专家来帮忙。
其实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这种团队精神，不要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而是要和其他人紧密配合。
我以前在建屋发展局，最多同时有九位社会学家帮我分析问题。因为规划虽然大多是硬件，但背后是软件的需求，我们要考虑怎么样能将这些需求体现出来帮助居民使用。
比如说一个卫星镇，这里面需要配套多少商业、工业、学校、公园等，都要经过跟各行业的人讨论后才能够确定；各类型配套的地块大小、密度高低，都是要经过反复研究的。
我们要把规划图当做一部生活的机器。要设计一部机器，就要知道里面有哪些零部件，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多少？数量多少？位置要摆在什么地方？这些都要了解，才能够做出一部可以使用的机器。
还有一定要不断地去了解、考察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再根据具体反馈来想办法解决。
比如我们新加坡是个小地方，做高层住宅是很有必要的，其实在亚洲，所有国家一开始都必须这么做。因为世界上60%的人口是在亚洲，可我们占有的土地只有30%，所以亚洲的城市密度必须比其他大陆还要高，新加坡不会是一个例外。
那既然有这么一个需求要做，就定下决心所有跟高楼相关的问题都要解决，其中一个就是电梯。电梯是不断使用的，如果停电或者故障的话居民一定会有种不安全的感觉。当初棚户区的居民就觉得电梯总是有问题，所以很不愿意搬到高楼里来，后来我们的机电工程师一直努力改善，电梯有关的问题就解决了。
虽然后来大家埋怨的事情还是很多（笑），不过它的内容是有改变。以前都是讲“我们已经在棚户区住了四五代了，为什么被你们要求搬到那些楼房去”；后来就是“已经等了两年、三年了，怎么还不让我们搬到楼房”。
所以有问题一定要好好去解决，用心为人们服务。
城市宜居度框架，图片来源：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
BCAF：
您之前提到过组屋附近也设置了商业中心，可以方便市民买菜、工作等，能否请您讲一讲规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功用？或者再举一些小例子。
刘太格：
规划是要把硬件做好为人们在生活中提供便捷，大家会不会好好利用是管不了的。不过即便全市的人都很守规矩，可硬件做得不好，那人们也没有办法生活好。
比如说一个家庭，父母上班时需要有便捷的公共交通，这样就不用一大早跟孩子说再见，可以到了适当的时间再走；孩子上学的方面也要有考虑，我当时在新加坡做的新镇，如果一个小学生父母不送他去上学，多数情况走路十分钟就能到学校了。
步行这个方面也是要仔细研究的。因为一般的卫星镇我们先会分解成小区，一个小区大概需要五千户到一万户来支撑，在小区内是靠步行就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关于步行的距离我们发现，一般人愿意走600米（这是温带的数据），而新加坡是热带，就减少到500米，可是调研后我们又发现，新加坡人只愿意走350米。经过反复论证后我们确定，这样短的距离确实不能够支持小区人口所需的设施，所以最后就定在了450米到500米。
卫星镇里有很多轻工业，员工多数是女性，她们平时都是先把孩子送到学校、幼稚园后再去上班。所以像是幼稚园我们一般会放在小区的中心也就是商业中心，她们回来接孩子时就可以顺便买一些食品，到家了能够开始煮饭，等先生回来时差不多也煮好了，一家人就可以坐下来吃饭。
这些都不能是凭空想象，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了才决定怎么做。上面说的也只是一些小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如果我们要做所谓明智化规划，那么每一个小点都应该要经过考量。
BCAF：
我看您经常用到“明智化”这个词——明智化的规划。
刘太格：
我用“明智化”这个名称，是希望很多决策者们一看到这个词来形容规划就能明白背后的理论。
为什么用明智化呢？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不能只敲定四、五个目标来做，一个城市是有许多方面需求的。要宜居（Livable）、生态、经济发达，都是要有的，不能说现在比较时尚的是可持续（Sustainable），就只搞可持续，宜居我就不搞；或者要搞交通通畅，可持续就不搞，这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要把城市的基本需要同时考虑到。所以我把它称为明智化：不是片面的、靠感觉的、靠个人创意的，而是很合理的思维。
现在很多人都谈生态化，可是你想，如果我们不首先考虑一个房子、道路建的时候是否足够合理，最后导致十年、十五年就要拆掉，这是不是就已经对生态不好了？所以我坚持做规划就是要了解人类基本的、永恒不变的需求，把这些抓准了放在规划图上给建筑师、工程师来设计，城市就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
BCAF：
那您对现在的规划行业怎么看呢？
刘太格：
我是觉得规划这个行业，一直到今天还是在启蒙阶段。什么叫规划？要考虑什么？里面的指标是什么？甚至规划用词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到底什么叫做中央商务区CBD，什么叫做卫星镇。能够讲清楚的人太少了，很多都是凭感觉。
现在解决地球暖化问题要从许多方面着手，规划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可是很少会有人提到，总是觉得规划就是一张纸没有什么太大的建设。我设立墨睿（MORROW），就是希望把功夫传给年轻人，因为这种学问在大学是很难学到的，真正了解规划的人太少了。
有很多朋友也和我讲做规划行业很辛苦，很多时候规划师的方案无法被执行贯彻，或者只是保留很小的一部分，这确实是现实的情况。可我觉得，如果做不成的话那就顺其自然，不要因为我的规划方案没有被采纳，或者被别人修改，就以这个为借口不再继续做下去。目前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规划这个学问还在起步阶段，显然很多优秀的领导们也都并不一定了解它的重要性。
我其实是本着一种使命感做这件事情。只要精力允许，即使面对的困难再大，我也还是不放弃。
新加坡1991年概念规划，图片来源：新加坡市区重建局BCAF：
近年来您多次表达过看好现在的中国，认为现在的中国具有把规划做好的条件，可以请您具体讲讲么？
刘太格：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看好现在的中国，是能够把城市做好的。
因为要把城市做好有三个重要条件。
一个就是政府的推动力足够，这个中国是有的。民主国家有反对党要花很多时间去辩论，最后好的政策也难以执行。像新加坡也是因为有李光耀这么一个好领导，就可以推动很多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
第二点，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这样需要用时就比较容易，西方这方面难度也很大。新加坡的话刚开始国有土地只占30%，现在是80%，因为我们用了强制性征收土地的法律。为什么我们做得到，别的地方做不到呢？因为每次要征收土地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有一个规划方案，大家看得出来是有好处的，我们也没有一次不是按方案做的，市民自然就相信政府。
中国这两个优势是有了，现在需要的就是第三点：把规划方案做好。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一直以来农村人口是比城市人口多的，现在虽然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可是在中国对于什么是“好的城市”这个理解也还在进化中。新加坡给了我难得的机会实践，还研究了这些规划理论，身为炎黄子孙，我当然是希望帮助我们的民族。
进一步说，我希望能帮助所有发展中国家做好规划，只不过目前条件最好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土地又是国有，现在只需要把方案做好就可以了。像很多民主国家，它的政府推动执行不了，土地又不是国有的，即使这样子我还是劝他们把规划做好，如果连规划也做不好，一座城市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BCAF：
您一直讲如果没有李光耀，许多提案也未必能够实现，在当时这些措施都是不被先进国家所认可的，是因为有他的坚定支持才能够执行落实。
刘太格：
李光耀我这些年是一直说的，因为如果没有李光耀对城市开发方面正确的要求，我本领再大也做不了什么事。
我跟他工作前后至少有五六十次单独见面，多数是在总统府那边，他请我去吃饭不是说享受，是讨论问题。见面这么多次，他没有提过一句标志性建筑，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所考虑的就是怎么解决人民居住的问题，怎么解决热带气候炎热的问题，怎么解决供水的问题，怎么解决交通的问题等，都是这些很实际的问题。
有时他也会讲“我要你考虑做这些、这些”，我同意的就说接受，立刻去做；不同意的我就讲“对不起，你这个要求不合理”，然后会跟他解释为什么不合理，他也没有一次懊恼的，听了之后他都收回了要求。我也会提出一些要求需要他的支持，他同意的话都马上找办法来做，不会拖延。
所以新加坡有今天他功劳应该是最大的，没有他这种理念的话，我真的做不了什么事。当然不仅仅是李光耀，还有他内阁的许多人，他们都具有这种非常务实、理性的思维方式。
西方国家那时远远先进得多，但许多理念我们还是觉得很不恰当。虽然当时新加坡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我们说比马尼拉、仰光还要落后，但只要是我们认为合理的都会去做。所以即使我们的目标跟西方不一致，也还是要做。
比如当时他们（西方）是反对做高层公共住宅的，因为他们所建的高层公共住宅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是我们新加坡这小地方，你不做高层的话怎么解决公共住宅问题？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去西方国家研究，他们公共住宅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明白问题其实不在高层建筑，而是很多社会问题他们本身就没有处理好，才导致了这个情况。
新加坡从1964年就开始卖公共住宅给市民。人民能“安居”，才有“乐业”，对经济的发展自然也有作用。
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是自己需要什么，不是假的需要，或者那种夸张的需要，而是实际的需要、真实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跟先进国家的“标准”有矛盾，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那就要有胆量去做，也就是“明晰=勇气”。
BCAF：
最近我们体会到，合理的规划其实就是完全的社会美育，不是表面上的造型与设计，而是从基本的角度着手、以人为本。这对于现在的市民和后人都有长久的助益，能自然而然地养护人们身心。
刘太格：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美感。做规划看似只是一张纸，没有具体的形象，可是如果把它的功能处理好了就会给市民带来内在的美，可以感觉到那种很强大的善意。当然也有外在的美，这是一下就看得见的部分，但一个城市的美不仅仅是外在，而是要有心灵的、内在的东西。
一个人也是这样子。比如他的样子很漂亮，但没有涵养、脾气很坏，你说他美不美？如果是一个有涵养、学问的人，不讲话时或许我们还不太清楚他是怎样的人，但总能感觉到是有一定内涵的。
BCAF：
您一直提到艺术培养所带来的感受能力对自己有很大帮助，也很喜爱欣赏各类艺术作品，能谈谈您对这方面的思考吗？
刘太格：
我觉得艺术家要考虑到民族艺术的基因，不能盲目抄袭西方的。因为即便你做得跟他们一模一样，西方人也不一定会看得上眼；但如果我们是做一件很完整的艺术品，又有民族的基因，他们才会对你真正地尊敬。
其实要做好一个艺术家的难度不比建筑师小，因为建筑师为了解决实用性、与周围环境的融合等问题，他所能参照的条件比较多，而艺术家就要靠自己感受了。
比如一个作品里虚实的分配，这方面中国的传统艺术是有一个根源的，像书法看起来有些抽象，可它的美大都体现在虚实之中，也就是线条之间的比例是否恰当；比如线条，中国的绘画是很注意线条，西方很多作品整张图可以一条线也没有，我不是一种贬义，只是举例这是属于他们传统艺术的基因，他们是不太重视线条的，而中国的传统国画则是靠线条来体现。
新加坡有个南洋画派，画家都是从中国来的，到了这里他们觉得不能再画过去的水墨了，应该要体现南洋的环境，所以他们选择的色彩不同，因为中国是温带，山水的色彩与南洋不一样。所以视觉艺术的色彩也很重要，比如说红，中国的红（天安门广场）跟英国的红同样是红，但都是不一样的；比如灰色，好像看起来差不多，但仔细观察就发现中国的灰是暖的，属于一种阳性的灰色，而其他地方的灰色很多是阴性的。
BCAF：
您之前撰文纪念过傅雷先生，其中写到有关东西方传统建筑的问题；我们也在傅雷当年给您的信里看到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并且您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也是《中国的传统建筑》。
您常说那段时期的思考与研究为您打开了建筑理论这扇大门，傅雷先生引导您进入了对中国传统建筑理解的开端，您从中受益良多。能否再与我们分享一些您的理解？
刘太格：
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受到的教育，还有建筑设计的审美观都是西方的。这当然有一定的好处，会让我比较了解西方的思维，可是我不能纯粹学西方的东西，所以毕业论文我就想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但当时在澳洲实在是找不到这种书，我就和父亲问能不能请傅雷买，傅雷马上就答应了。
我当时以为傅雷是买两三本，结果他一口气寄来了十多本，那时他的生活那么贫困，竟然帮我买了十多本书，我那时真的觉得太惊讶了，也很感激他。后来我把每本书都仔细读过，其中的内涵都各有千秋。
我刚才提到的城市建筑的传统基因，跟这些也都有关系。我记得当时他有一句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请父亲问他“中国的园林跟日本的园林有什么不同”？他说的其中一句我觉得太高明了，他说“日本的园林是模仿大自然，中国的园林是诠释大自然”。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很多西方人都喜欢日本的园林，是因为看得懂；他们对中国园林就不像对日本园林那么热爱，因为要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才能彻底理解中国的园林。这是傅雷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很多中国传统的规划设计都非常合理。比如说老北京城墙内的道路，我第一次翻开资料看的时候吓了一跳，它是东西向的非常紧密，南北向的比较疏松，属于分段而做。我突然醒悟到这是很科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太阳是照到南面的墙，如果把东西向做得紧密些，那面对太阳的地方也就多了；南北向做得疏松，北风就不会过多地吹到。这个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1875年北京全图（早期手绘北京内外城地图），图片来源：网络
BCAF：
您曾说最好的作品永远是最新的方案，因为之前错误的都改掉了。但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一个人最好的作品都在青年时期，年龄越大就越会走向平庸，只有青春（年轻）阶段才是最好的，之后不可避免只会是一个衰退的过程，您怎么看？
刘太格：
如果我们生病的话，一般会找一个刚毕业的医生还是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是想选择有经验的医生。有时候我开一句玩笑话，就是动脑筋的人都有古董价值，越老越值钱（笑）。但古董一定越老越值钱吗？当然不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古董都有价值。所以越是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更是要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我已经离开政府三十多年了，一直到今天如果面对一些规划的新问题，我还是会请员工们来做研究，请他们帮忙解决，这样我自己也不断学习。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和年龄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做人做事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倚靠创意、灵感在做，这样是没有真功夫的。
所以如果每一次都能尽量做得精确，一点不含糊，那一定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像是以前的方案经过回顾，一方面看哪些反馈是比较确定的，基础层面如果没问题的话，那这些根本的原则就可以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在细节上需要把它不断地优化，之后的要做得更好。
BCAF：
您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整体状态呢？或者说如何能够长期如此。
刘太格：
我其实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我是一个主动者，不是一个被动者，无论别人对我是好还是坏，我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行为。如果你是个被动者，他人对你不好你就对他不好，这就没必要了，我只想保持我自己。
因为我这种工作其实不好做的，如果我是个被动者，动不动就发脾气，那我的工作一定做不好；并且因为别人的反面影响而发脾气，这对个人的心态也不利，所以这是我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则。
用简单的话讲，就是我是一个主动者，我的行为不要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BCAF：
今年是您创立墨睿的第六年。您如何总结、整理这一阶段？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刘太格：
虽然墨睿是第六年，不过一起工作的人也都很久了，像我的秘书已经跟我做了三十多年，还有很多同事也都已经跟了八、九年，甚至十五、十六年的都有。
当时我是问在雅思柏的那些同事愿不愿意过来，这样就能更深入地交流，传授我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功夫，因为如果只是简单讲理论的话作用不大，要在真正的工作中才能体现。
我想借这些世界各地的项目跟同事们交流，要怎样适应各地的特殊要求。就像一个作家，他自己的语言文法是固定的，但是因为各种文体的不同，所以形式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写小说是一种，写诗歌是另一种，内核都是一样但会有自然的转化。
我是希望只要精力允许就继续传授这些经验，大家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又怎么画出好图纸来。这是我创办墨睿的一个主要目的。
我刚离开政府的时候，并不知道规划这个学问在外界是这么粗浅，我当时只以为自己是很落后的。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的规划方案都不切实际，只是在讲概念。
所以近十年来我会经常分享关于规划的一些理念。像今天我们谈的这些“规划的真功夫”、“明智化的规划”，我是尽量多讲一些，因为最关键的人是城市的领导，如果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做合理的规划，那么对城市发展是不利的。
我不是想要批评别人，只是希望地方领导对于规划能有比较正确的理念，而且我也希望各地的规划师明白，真功夫是很有必要练的。这方面我提出的意见是比以前多一些，算是我近些年来的一个重点。
BCAF：
您在描述与父亲的关系时表达过，其实父亲从来没有把您当成一个孩子，而是看作一个独立的人。平时不论是生活中的事还是艺术理论，什么都可以交流，完全没有那种长辈的面子问题。
我们后来发现您与儿女的关系也很好。他们都从事着自己喜爱的职业，相互之间也都很亲密，能感到您的家庭建设也是非常和谐，能否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体会呢？
刘太格：
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专家（笑）。不过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培养他们有这种正面的思维，而不是负面的思维。
所以我从来不会骂他们的，如果是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一般我会找个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的时候，就当作聊天；比如我会讲“这个事情我不会逼你，我只是在想其实有更好的做法”。
我不会骂他们，不讲负面的东西。有错误的时候我会想一个比较正面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刘太格家庭合照，图片来源：刘太格BCAF：
我们最后想和您请教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愈发趋于淡漠，我们其实是希望能用自己的长处尽力为人付出，可也常体会到人不只有善的部分，还有恶的部分，是很复杂的。
我们在学习资料的时候发现，您其实是生于那个动荡忧患的年代，比起现在有着更多苦难，可您好像很少陷入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即使在您很绝望的时候还是同样相信建设的作用，并不会放弃，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我们很想了解，您如何能始终以这种正面的态度处世？这一份内在的力量您是从何而来？
刘太格：
因为我是吃过苦的。
你知道吗？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日本占领马来西亚，很多日本人残暴地对待当地人，我当时虽然还小，但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看到。后来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人又来，他们基本上就还是一个殖民政府，不会多么关心人民的生活，我体验过这种情况。
等到后来有李光耀这么一个好的政府来建设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如果不把我的能力尽量贡献出来，就太对不起我自己，太对不起这些人了，所以就有了这个动力。
